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自秦以降，土地一直是私有的，有地主、有農民。新中國成立，進行土地改革，農村土地破天荒地改為“集體所有”，即使在改革之后，農民獲得了土地的承包經營權，但是這只是一種長期的使用權，所有者還是集體，這個原則，沒有變化。
窮人的一個特征是缺少資本，或者是人力資本，或者是物質資本。中國的農民們，偏偏同時缺少這兩樣。如果一個群體始終是無產者，那是沒有辦法富裕起來的。從土地制度改革入手，進行土地制度創新，是解決“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治本之道。
按照憲法規定，農村的土地是村集體所有，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初，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做出的適當安排。但是，當這個集體所有權，遇到國家重點工程征地拆遷、城市擴展拆遷時，農民并無應有的對等談判權，只能被動接受對方開具的條件，集體所有并不那么理直氣壯，集體所有權似乎是虛擬的所有權。因此，有人主張，干脆變集體所有為國家所有，可以解決真正所有者的缺位問題，還可以避免集體所有下的各種亂象，特別是村干部集體貪污。但是，這不會得到農民的贊成，也有難以預料的不良后果。
還有一種相反的但更激進的主張，就是農地的私有化，但是這在政治上就不可能，也會打破農民多年形成的預期和平衡，同樣是不可行的。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那種認為私有化會造成農村貧富差距拉大，土地大規模兼并的擔憂，雖有道理，卻是一種過分的憂慮。土地的適度集中，形成規模化的大農場，肯定是將來中國農村的主要產業組織模式。只要交易的規則是公平的，土地用途是受控制的，加上稅收的調節，是不必過分擔心的。許多國家在土地制度變遷中的經驗和教訓足以供我們學習和借鑒。
一種既積極又穩妥的辦法，是將農民對土地的承包經營權資本化。現在，法律和政策允許并鼓勵農民進行土地流轉，也就是把承包權通過轉包、轉讓、入股、合作、租賃、互換等形式轉給他人，獲取相應收益。但是，受到承包期短、不熟悉交易規則、缺乏金融支持的局限，轉讓方和受讓方都有顧慮，流轉周期短，操作不順暢，怕政策多變，沒有穩定的預期。
這些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農民的承包權究竟是一種什么性質的權利，農民有沒有進行交易的權利。在不能改變現有土地所有權的條件下，應該承認，承包經營權，不僅僅是一種使用權，也是一種財產權，是一種物權行為，即“他物權”。他物權源于羅馬法，是在他人的所有物上，設定或者享有的權利。這樣處理承包經營權，既不違背現有的法律規定，所有權還是集體性質的，又符合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實際，是一種創新性的制度安排。鄧小平曾提醒人們，對于新生事物，不要總是討論“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在農村土地制度創新上，也不要陷入姓社姓資的爭論。只要有利于農民收入長期增長，有利于土地更有效利用，就是值得肯定和試驗的。
對農民的保護已經有《土地承包法》(2002年)，法律的初衷是給農民一顆“定心丸”，這也是現在每年中央一號文件全是農業問題的意圖所在。給農民永久性的使用權，應該是農地制度創新的目標。農民有了上述的財產權利，就能放心大膽地進行土地流轉交易，取得長期收益。
減少農民，讓農民成為真正的城里人，而不是繼續留在農村，才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但是，普通的農民沒有資本，憑什么進城？進了城，又憑什么安身？如果能通過農地創新，農民們就不再是一無所有，而是帶著資本進入城市，而且可以在城里落地生根。
縱觀過去的30多年，對于深刻改變中國面貌的經濟改革，中國農民做出了不平凡的開創性貢獻，對于令世界羨慕的中國經濟增長，中國農民有核心貢獻；更不用說，改革前，通過工農產品人為的“剪刀差”，剝奪農民利益，為中國工業化奠基，以及在過去的戰爭和革命年代中國農民的巨大犧牲了。所以，善待中國農民，應該是整個社會的自覺。而土地制度的創新，有可能收到改變農民宿命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