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典型的移民國家。數百年來，美國迎來了一代又一代外國移民，來源地包括英國、愛爾蘭、西歐國家、中南歐國家、俄羅斯，以及非洲、亞洲、拉美國家。美國接納外國移民之后，盎格魯-撒克遜政治和社會文化及經濟傳統發揮了重要作用，將移民及其后代整合為真正意義上的美國人。
美國歷史上，曾掀起過兩次比較明顯的排外風潮。第一次是在南北戰爭、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后，急劇推進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在美國造成了許多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的焦點有時被轉移到外國移民身上，美國政府和國會出臺了針對包括華人在內的部分外國移民的歧視性政策。第二次則是1980年代。二戰后，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經濟、軍事實力冠絕全球，與之同時還逐步完善了社會保障政策體系，在民權運動的推動下最終保障了有色人種的公民權，這就使美國公民身份的含金量也高出其他國家和地區一大截，埋下了大量移民帶給美國極大福利負擔的隱患。到了1980年代，日本和原西德相繼崛起，開始挑戰美國的經濟霸權，日本企業和投資家甚至大肆在美收購物業資產，激起美國輿論的討伐。這些因素都促使美國移民政策開始收緊。
而今，美國移民政策迎來了更大的挑戰，美國學界普遍認為，美國白人以及公認上進心最強、教育水平較高的亞洲裔移民，出生率都不高，而拉美裔移民則保持著很高的生育率，則將可能導致美國人口種族比重的根本性變化，從而顛覆美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出于這方面擔憂，美國白人為主體的居民加大了對美國政府的政策游說，呼喚從根本上堵截“不合格”外來移民所可能利用的政策窗口。與之同時，美國企業界、投資界也在呼吁加大技術移民名額。
以上兩方面的游說與民意壓力，最終促使美國從根本上調整了移民政策，傾向于吸納全球最優秀的學生來到美國深造、培養、工作并最終轉為美國國籍。美國的鄰國加拿大，近年來也改變了移民政策，優先考慮高技能人士、投資人士和外國留學生。而在澳大利亞、英國、歐洲大陸國家，投向普通移民的準入配額都在逐年減少，而將配額大頭同樣留給了人才移民。
傳統的移民潮、移民政策而今受到抑制，并不難理解，這與歐美工業化國家近年來連續出現經濟不景氣、社會福利削減有關，外來移民特別是無技能移民、非法移民被認為了攤薄這些國家公民福利、搶走工作機會。而無技能移民、非法移民也確實加大了移民國政府的管理難度，這種情況下，民意與政府需要一拍即合，從而讓一貫對移民開放的工業化國家政策上發生轉向。但無論移民政策怎么收緊，歐美國家的政界、學界、企業界都始終沒有忘記吸引人才的重要性，這些國家過去經濟騰飛的一項經驗正是通過吸引外來人才，獲得寶貴的高素質人力資源，還將為此獲得技術、物質財富、藝術成果。
美國等歐美工業化國家之所以近年來加大了對人才移民的配額投入，還設法為這些移民提供較好的發展環境和個人待遇，就在于韓國、印度、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新加坡等亞洲國家開始形成更強的引才優勢，一定程度上讓美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人才逆流。
全球移民浪潮中，中國人才一直是備受關注的一類主體，但令人尷尬的是，中國人才的移民流動基本上呈單向流動的線條，即主要由中國內地流向海外，反過來的移動、流動，數量則少得可憐。“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高級研究員王輝耀博士所著的《移民潮：中國怎樣才能留住人才？》一書，對“中國‘入不敷出’的移民現狀”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非但中國內地教育和科技管理等涉及到人才培養的體系，存在理念和制度嚴重滯后等問題，而且在接納外國留學生、外國來華發展人才的入境、居留、移民管理制度上，也長期停滯不前。王輝耀痛心的看到，中國的“人才綠卡”門檻高，發放量與實際需求相差太大（截至2011年底，獲頒人才綠卡的外國人僅有4752人），該項管理制度所能發揮的正面作用只能用忽略不計來形容。
書中分析指出了，我國人才“綠卡”制度與歐美國家的類似制度的十項差異，包括對移民申請人權利和義務的規定不明，缺乏勞動力市場測試、移民職業清單、積分評估、雇主擔保等配套政策，制度性地忽略了人文社科人才、創意人才、創業人才等外國人才，移民雇主現定于國企和相關事業單位（忽略了民營企業），忽略了海外族裔人才、海外留學人才、外國來華留學人才這三類特殊群體，等等。盡管針對上述制度缺陷，2012年9月出臺的新版中國“綠卡”制度放寬了人才引進范圍，但相比印度等亞洲其他國家，激勵效果仍然太過有限。
王輝耀認為，中國完全有必要、有能力像印度那樣，掀起吸引本國國籍海外人才、本國族裔海外人才回流的熱潮。據調查，“超過80%的中國留學人員認為，回國能有更好的專業、職業、創業發展……這一比例也遠遠高于印度留學人員”。在他看來，中國借鑒世界其他國家的經驗，制訂系統化的移民制度，形成“由簽證、綠卡、入籍等政策構成的人才入境工作和居留以及移民的政策體系”，簡化外國人來華發展的行政審批程序，完善外國人才評估體系，適時探索發放“海外公民證”和“海外華裔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