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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 |
最近，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推出新書《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書中參照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結合中國統計體系、經濟運行與金融管理具體情況，編制了2002-2010年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和部門資產負債表，并對國家和政府資產負債表將面對的未來風險進行了具有前瞻性的專題分析。馬駿在接受《經濟參考報》專訪時表示，政府廣義負債率從2008年到2010年的兩年內突然上升近10個百分點，顯示政府債務負擔已經顯著上升，應該警惕政府債務負擔的進一步惡化。
民間估算的國家資產負債表
《經濟參考報》：作為一本專業著作，我想您需要首先解釋一下，什么是國家資產負債表？
馬駿：國家資產負債表(National Balance Sheet)是將一個經濟體視為與企業類似的實體，把該經濟體中所有經濟部門的資產以及負債分別加總，得到反映該經濟體總量(存量)的報表。其中，各經濟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即為部門資產負債表。不少國家政府已經非常關注其中的“政府資產負債表”和“公共部門資產負債表”，用以判斷政府和公共部門的凈資產狀況，協助制定可持續的財政政策。
《經濟參考報》：您為什么要作關于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研究？
馬駿：本書是博源基金會發起和支持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課題成果，對中國對外資產負債表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和在資本賬戶開放條件下的變化趨勢進行了分析，是首次由民間估算的較完整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和對相關政策的分析。研究詳細總結了國家資產負債表編制的國際經驗和方法，運用估值法編制了1998-2010年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總表和居民部門、企業部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部門資產負債子表，并初步估算了2011年國有企業資產負債表和政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市值。研究還對國家資產負債表未來面臨的風險進行了一系列專題分析和預測。
我們認為，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深入研究中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重要政策意義。第一，摸清國家的家底，了解當前的“存量風險”；第二，將中短期經濟政策的長期成本顯性化；第三，將結構性因素變化導致的長期成本顯性化；第四，幫助規劃國有企業和養老金體系的配套改革；第五，引起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財政壓力的重視；第六，幫助規劃地方平臺問題的解決方案、提高地方財政透明度；第七，幫助判斷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開放對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的影響。
政府債務負擔已經顯著上升
《經濟參考報》：請您介紹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成果。
馬駿：本研究的估算顯示，中國國家總資產從2002年的113萬億元上升到2010年的421萬億元，總負債從2002年的45萬億元上升到2010年的202萬億元。國家凈資產從2002年的68萬億元上升到2010年的219萬億元，但凈金融資產波動較大，2002年為八萬億元，2005年為三萬億元，2007年達到36萬億元，2008年下降到11萬億元，2010年為18萬億元。
在界定政府狹義債務和政府廣義債務的基礎上，本研究推算出2010年政府狹義負債率為20.3%，而政府廣義債務則高達55.6%。若僅考慮國債與準政府債務等政府狹義負債，近兩年政府債務負擔沒有明顯變化，更談不上惡化。但是，若進一步考慮政府負有償還或擔保責任的地方債與鐵路債，政府廣義負債率從2008年的46.9%上升到2010年的56.6%，兩年內突然上升近10個百分點。從這個角度看，政府債務負擔已經顯著上升，應該警惕政府債務負擔的進一步惡化。
《經濟參考報》：通過量化研究，您認為應該對政府政策提出何種建議？
馬駿：我們提出一系列用于識別、量化和化解國家資產負債表中長期經濟風險的政策建議：首先，如果不改革，政府債務的長期可持續性將面臨巨大挑戰；其次，按問題的嚴重性排序，國家資產負債表面臨的中長期風險主要來自養老金、醫療、環保成本、地方融資平臺和鐵路債務；再次，從這些風險發生的時點看，今后十年是改革的機遇期。但如果不改革，長期風險將可能導致財政危機；第四，短期內應當規劃一個地方平臺解決方案；第五，應要求地方編制和公布政府資產負債表，以利分析地方債務風險指標，確定可以獨立發債的地方政府，推動地方債市場的發展；第六，應充分估計養老金問題帶來的巨大壓力，啟動國有股份大規模劃入社保體系的改革和提高退休年齡；第七，重視老齡化導致的衛生費用對財政的長期壓力；第八，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改善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最后，資本項目開放對匯率和資本凈流入的風險可控。
未估算國土資源致數據偏低
《經濟參考報》：除了您的研究團隊以外，中國銀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期也都發表了對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研究報告，彼此間數據出入很大。您怎么看這個現象？
馬駿：我們估算的2010年政府凈資產為38萬億元，曹遠征牽頭的中國銀行研究小組對2008年政府凈資產估算為17萬億元，李揚牽頭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對2010年政府凈資產估算的結果約為70萬億元(寬口徑)和20萬億元(窄口徑)。我們估算的政府凈資產高出曹遠征版本和李揚窄口徑版本的主要原因是，在資產方包括了政府持有的十幾萬億元上市公司股份市值。我們估算的政府凈資產遠低于李揚寬口徑版本的原因，是基本上沒有包括“國土資源性資產(尚未開發的礦產和未出售的土地)”。
關注這個話題的人士提出了兩個有意義的問題：一、既然各個研究成果的估算結果都是政府的凈資產為正，為什么本課題組和中行的報告比李揚的報告更擔心債務可持續性所面臨的風險？二、如果將50萬億元的國土資源性資產和行政事業單位資產納入資產負債表的統計，是否表明政府資產負債表的健康程度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我們認為，當前凈資產是否為正，對判斷當前資產負債表的健康程度有一定幫助，但不能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債務風險的主要標準。尤其是對未來資產負債表健康程度的判斷，更不能僅僅看當前的凈資產是否為正。從財政理論角度和在債券市場上用來判斷債務風險，有一系列其它更有意義的指標，這些指標背后的經濟學含義是，一個政府只有維持健康的經濟活動(GDP)及由此創造健康的財政收入，才能保持對債務的支付能力。
關于第二個問題，我們研究的結論是，并不會因為某一份資產負債表擴大口徑，比另外一份多顯示了自然資源性資產和行政事業單位資產，政府未來的財政收入能力和未來償債能力就會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