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報告，其中集納了20多位人口學者的政策建議。報告特別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調整方案應該是在全國分步實施放開“二胎”。
一條官方智庫的建議，引來社會廣泛關注，“放開二胎”的建議更被放大解讀，足見民意對“放開二胎”權威性說法的期待，已上升到希望促成中國生育政策的調整。且不論“放開二胎”是否能像智庫建議的逐步實現，近年來圍繞“二胎”的相關民意涌動，也應和著專家們的意見，那就是，歷經三十多年的生育政策是時候該做出調整了。
1980年起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基于“特殊時期的緊急政策”。不論是“一胎”政策出臺還是這些年的堅持，所支撐的理論是以控制生育來提高人均收入。但30多年過去了，中國目前的生育現狀和經濟發展已發生很大變化。正如專家所指出的，我國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增長過快，而是人口紅利消失、臨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齡化、出生性別比失調。
換句話說，如果堅持現行的生育政策，未來中國可能面臨的將會是人口負增長之下，勞動力缺乏、家庭負擔沉重、家庭親屬關系扭曲等社會問題。于是，很多人呼吁盡早放開“二胎”來緩解中國未來老齡化和人口負增長。鑒于更新一代人需要18年之久，當下調整生育政策有著極其深刻的緊迫性。
不僅如此，那些“二胎”試點地區的案例表明，寬松的生育政策并不會帶來人口的膨脹與生育率的反彈。放寬生育控制的現實依據，越來越強。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看到，一個家庭的幸福，不僅取決于經濟收入的多少，更多的在于家庭倫理的精神滿足，這一切比物質上的豐裕更重要。想想2000萬“失獨”父母的痛苦，悲傷與孤獨將伴隨他們終老，而他們的悲情背后，有的正是個人為集體和國家做出的看不見的“犧牲”。
能夠損害到人們幸福感的公共政策，縱使當時不得已為之，隨著歷史情境的改變，應該進行調整改變，這點毋庸置疑。因為任何公共政策的起點與旨歸，都是以人為主體，對人的價值進行確認，而不是把人視為發展的包袱。生育政策同樣如此，不論觀點如何爭論，最終的走向必然是可持續地尋求人的價值。
何況，1980年中共中央關于人口政策的“公開信”中也曾說，“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