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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韋森
出版：中信出版社 |
2008年，受到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鼓舞，兩位著名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勃蘭特和羅斯基著手編撰了一部“工具書”式的手冊，這本匯集北美數十位最知名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和學者的論著，旨在全面分析他們眼中的“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現在看來，2008年很可能是中國轉型道路的轉折點：北京奧運可謂中國30年改革成就的加冕禮，但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則暴露了中國轉型的另一面，經濟結構失衡、環境成本高企。這些也構成了近幾年國內外對中國認識的雙重影像。因此，韋森教授的新書《大轉型：中國改革下一步》顯然也有同樣的看法：當代中國社會的偉大轉型仍是一種“現在進行時”。
中國為何能有“偉大的經濟轉型”？韋森教授在本書“一個漸進成型的‘中國模式’？”一文中認為，毫無疑問是市場經濟的力量讓中國經濟有今天的繁榮。從主流經濟學上來看，這就是“華盛頓共識”政策建議的指向——經濟開放、私有化、自由市場和保護私有產權。但中國的發展道路又是獨特的，甚至被總結成“中國模式”，例如倡導國家主導、集中力量辦大事、強有力的經濟干預能力等，在2007年肇始的金融危機及至今仍在發酵的歐債危機等事件中，中國的國家能力成為各國政要艷羨的法寶。
那為什么要說這個轉型處在“現在進行時”？因為去年以來的現實告訴我們，中國模式并非沒有成本。在四萬億經濟刺激政策出臺后，經濟增長雖然快速反彈，但隨之而來的是物價飆升，巨額信貸投放對應的是無法負擔的地方政府債務。作為這一過程的觀察者，韋森教授在本書中特別強調了“無為”也是個宏觀政策選項的思想，如果調控措施太多，且花樣翻新，反倒會使得市場動蕩不已。
為什么會如此？韋森教授分析說，強勢而不受約束的政府行為，在干預經濟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各級政府權力尋租的獨特的社會體制形式。中國的獨特，也在于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市場被強勢政府主導甚至全面統御。從這一點出發，國進民退、公務員考試熱、宏觀經濟調控樂此不疲等種種現狀也就順理成章。如果我們把30年經濟社會改革理解成“從基于職位的權力體制向基于財產的權利體制轉型”，那么中國的“大轉型”確實還走在路上。我們也不由自主地要問，“一個經歷了三十多年市場化改革的中國正在走向何方？”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要先回答另一個問題——中國為什么要推行市場化改革？在《中國改革下一步該怎么走？》中，韋森梳理改革開放30年歷程，認為有三件大事要記入歷史：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小平南巡講話與加入WTO。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小平南巡講話均是以釋放市場主體的自主性、增加市場主體的活躍度為核心的，標志性事件就是《公司法》、《擔保法》等一批法律的設立，市場深化、經濟增長提速。
但真正的快速增長還要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正是因為入世促進了國內市場經濟的體制變化，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國際資本尋求利潤，要求國民待遇，要求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經濟環境。為了滿足這一條件，中國開始了密集的立法，《立法法》、《行政許可法》、《行政訴訟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一系列約束政府權力的法律相繼出臺。發展市場經濟，先要縛住政府的權力之手，于是有了中國入世后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十年。
隨著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來自國外的壓力甚至深化到“美國政府為中國老百姓謀福利”的地步。但是，外部的壓力讓中國形成并鞏固了市場經濟,只是外部資本需要的只是一個公平的環境，解決不了民營企業的地位問題，也解決不了勞動力低報酬與環境保護缺失的問題，甚至他們還很享受這種獨特的生產成本優勢。因此中國改革下一步的動力，只能回到內部尋找。我們已經有了市場機制，但還沒有與良序市場經濟相匹配的法治與民主，這也就是溫家寶總理所說的，“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
顯然，政治體制并不會自動改革。2007年5月30日財政部深夜公布開征證券交易印花稅消息的行為，讓韋森意識到了民主政治的核心，其實是個稅收問題，是個民主預算問題，在本書的討論中，他將其歸結為“限制政府的征稅權以及政府財政支出要受到民選代表的實質性審議和制約的問題”。這一認識，構成了韋森教授近幾年以來的主要工作——呼吁稅收法定和預算民主。
要縛住政府權力之手，就要管住政府的錢袋子：錢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也就是征稅與預算。所以納稅人要通過自己選出的代表，通過法定程序監控和審理政府的征稅行為，以確保其行為得當，“稅收法定”也成為近代以來憲政民主國家最主要的政治理念。由民選代表界定政府事權，進而決定征稅額度，完成從預算到征稅的邏輯過程。從這一點講，稅收法定與預算民主（預算由民選代表經法定程序決定），為公眾了解、監督并決定政府行為及其績效提供了技術工具。
盡管中國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這一改革思路并非空想，在實際運作中已相對有效地約束了政府的行為。這從近幾年財政部的相關法律立法的控制權爭奪上可見一斑，今年7月底，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與韋森教授主持的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聯合主辦了《預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征求意見研討會，其核心就是堅守預算民主的底線。
社會的大轉型，說到底還是人的觀念的改變。通覽《大轉型》，并沒有太多理論創新、觀念突破。但在這種厘清觀念、正本清源的工作中，韋森教授自得其樂。他梳理知識的過程，也是點亮他自己的過程，也正是因為這種努力，讓韋森教授在公共輿論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力，感染了他人。從這一點上講，以內政促改革的核心在于改變國民觀念，我們需要更多的學者努力點亮自己，中國的大轉型才有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