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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曾聽一位朋友說，經濟學這門學科作為舶來品，在翻譯成中文時之所以被譯為“經濟學”，是因為國人將經濟學視為“經世濟民”之學說，但由于大唐盛世的皇帝取名時已用了“世民”兩字，故剩下的“經濟”兩字就成了這門學科的名稱。熟悉林毅夫教授的人都知道，盡管他是一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世界聞名的經濟學重鎮芝加哥大學受過“黑板經濟學”嚴格規范訓練的經濟學家，但在數十年的經濟理論研究生涯中，在骨子里他始終認定經濟學是一門經世濟民的致用之學。
想起數年前自己寫的一篇文章，專門討論經濟學家與經濟學理論研究。從經濟思想的演變歷史來看，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大致有三條重要的途徑：一是對重要的經濟理論命題的深入挖掘研究，例如從“看不見的手”到一般均衡理論的創立與完善；二是對重大的現實經濟問題的深入挖掘研究，例如從資本主義經濟的大蕭條到“凱恩斯革命”及宏觀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三是在不同學科交叉領域的深入挖掘研究。例如法律經濟、公共選擇理論、新經濟史學及“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興起與擴張。
林毅夫教授的新作《新結構經濟學》，不僅是對舊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的反思，也是對已有的對舊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反思的結果——華盛頓共識的再反思。反思的出發點是一個關乎發中國家的重大現實問題：如何“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民富國強”（見林毅夫教授在北大的演講：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的目的是要進行理論創新：“提出一個新理論框架”（同上），構建新結構經濟學理論，來解釋原有的經濟學理論無法很好解釋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可以認為，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是從對重大現實經濟問題深入挖掘研究入手，從而進行經濟理論創新的一部集經濟理論研究與經濟政策研究的力作。
近年來，林毅夫教授等一批經濟學家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已經引起了國內外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有許多經濟學家對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發表了各種評論，有贊同的觀點，也有保留的意見，甚至質疑的聲音。特別是針對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核心觀點——發展中國家在把握要素稟賦與利用比較優勢的發展過程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及其相互協調，安妮
克魯格和丹尼·羅德里克等人發表了富有啟發性的評論意見。這些學術研究中的不同觀點的爭論，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經濟發展問題的認識。可是，我個人認為，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林毅夫教授在《新結構經濟學》一書中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在經濟理論創新方面，具有兩個比較顯著的特征：
第一，新結構經濟學所提出和研究的問題。在上述提及的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重要途徑中，第一條和第三條重要途徑的理論創新，基本上是由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在發達國家的經濟社會環境中所做出的研究成果。第二條重要途徑的研究過程中，迄今為止，絕大多數研究也是發達國家經濟學家視野中的發達經濟的問題，或是少數發達國家經濟學家視野中的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例如劉易斯、舒爾茨和米爾達爾等人的研究）。由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所提出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很少能夠引起發達國家主流經濟學家的廣泛關注與重視，而且，即使他們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有所關注，也大都處于經濟研究的經濟政策研究層面，很少或幾乎不可能進入發達國家經濟學家占據話語支配權的經濟理論研究的前沿視野之中。
可是，在《新結構經濟學》一書中，林毅夫教授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所提出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即：發展中國家在把握自身的要素稟賦與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的作用與政府的角色及其兩者的相互協調，是一個兼具“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問題，既有經濟政策實踐層面的重要意義，同時也具有相應的經濟理論層面的重要意義。林毅夫教授的新作反映了他通過自身努力所做出的經濟理論創新的特征：用新的經濟發展問題發展出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
第二，新結構經濟學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結論。發展經濟學理論演變至今，對其影響最大的還是發達國家經濟學家的經濟增長理論，哈羅德—多瑪的經濟增長模型、索洛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庫茲涅茨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羅斯托的增長階段與起飛理論和羅默等人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加上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等等，在發展經濟學教科書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的理論貢獻，要么是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之內局部的理論創新，要么是基本上拋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的顛覆性的理論體系創新。但后者又由于意識形態色彩過于突出，或者理論分析的話語體系的不同等原因，很難被主流經濟學家普遍接受；同時也由于從理論研究中所得出的經濟政策主張過于激進，在實踐中無法真正地被各國政府真正推行實施。
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所謂新結構經濟學就是應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研究一個國家經濟結構的決定因素，及其變遷發展過程中經濟結構為什么不同”（同上）。在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建構中，林毅夫運用了四個重要的概念——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和政府——作為支柱構建起了新結構經濟學這一新的理論分析框架。坦率說，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市場與政府，都是發展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中，被經常廣泛討論的概念。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貢獻在于：一是構建了一個新的邏輯上自洽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分析框架，從而在更好地總體把握前提下來研究經濟發展中的經濟結構變化的決定因素與驅動力量；二是更深入地研究了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的內在關系，及其它們影響經濟結構變化及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譬如說，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在利用要素稟賦形成比較優勢時，市場在形成正確的生產要素相對價格信號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政府在解決外部性以促使比較優勢動態轉變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等等。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及其研究結論表明，這一理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內對發展經濟學進行總體反思和理論創新的特征。
毋庸諱言，《新結構經濟學》的出版，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正在努力展示自己在經濟理論創新中所做出的初步成果。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言，新結構經濟學只是在為“第三波經濟發展思潮開辟道路”（見該書《引言》）。經濟思想史表明，許多有影響的重要的經濟理論創新，大都同時伴隨著經濟學新的重要概念的出現。例如新古典經濟學的產生，就伴隨著邊際概念的引進與擴展（如邊際效用，邊際成本等）和邊際分析方法的廣泛運用；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的產生，就伴隨著“有效需求”概念的出現及其一系列相應的經濟總量概念和總量分析方法的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出現，同樣也伴隨著“交易費用”概念的提出及廣泛的應用。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林毅夫引進了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作為產業結構和發展政策理論的微觀基礎。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有理由期待，由中國的經濟學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觀察到和所提出的問題和概念，會越來越多地成為全世界經濟學家所關注的問題和運用的概念，進而成為全世界經濟學家在經濟學研究中理論創新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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