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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究竟能夠承受人民幣多大幅度的升值？我們沒有水晶球。不過，中國當前的經濟表現和當年的德國有不少相似之處。
德國增長的財富中有很大一部分歸功于強勁的出口。1910-1913年，“德國制造”的出口占其國內GDP的比率高達17.5%。二戰后，德國經濟一度受到毀滅性打擊，陷于財政及高失業率的困境。但不久，德國的出口逐步得到恢復，并一度到達占GDP總量30%的高峰。
然而，隨著不斷增長的出口，德國的國際收支陷入失衡，引發了如何調整匯率的政策爭論。彼時的國際貨幣體系為固定匯率體系，因此德國并無升值壓力，這一討論主要基于國內的通脹壓力和對國際收支失衡的擔憂。
德國政府遲遲難下決心。《德國馬克與經濟增長》一書記載，1969年，德國宏觀經濟發展評估專家咨詢委員會向德國聯邦政府提交的一份報告中對于當時匯率問題的爭論，反對升值者指明升值對增長和就業的影響，贊同者則要求注意對價格穩定的影響。
主要的反對理由包括“國際收支結構性失衡并不存在，因為德國聯邦銀行1969年4月中旬的經外匯儲備不比1961年升值以后高”，“就算存在結構性失衡，也不能在投機者的壓力下升值”，以及“用改變匯率的手段無法解決當前的貨幣政策問題，一個國家的貨幣一旦升值，就得不斷升值”，“升值將給德國的農業造成不可忍受的負擔”等，這些和中國反對匯率升值的理由頗似。
這份報告當時建議，德國馬克的匯率不應改變。然而，現實的沖擊很快瓦解了這一結論。
隨著外部對德國匯率調整的猜測加劇，以及大量外匯流入德國，1969年4月底至5月9日，一場巨大的投機潮水洶涌而至--10天中流入了160多億馬克外匯。當年9月，第二輪投機潮甚至導致德國外匯市場關閉。再次開放的10月24日，馬克最終定價為3.66元兌1美元，升值9.3%。
此前，聯邦銀行行長布萊辛曾多次表示，“不希望德國馬克升值”，也“不希望進入某些其他國家那樣的通貨膨脹路徑。”然而歷史證明，二者無法兼得。
其后德國馬克的匯率不斷調整，并最終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在這過程中，馬克的升值幅度驚人：1969-1973年德國馬克升值將近23%，若追溯到60年代初，德國馬克到70年代的升值幅度約200%。從1960－1990年，馬克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從4.17∶1升值到1.49∶1，總計升值179%。
盡管如此，1969年和1971年較大幅度的升值似乎沒有對德國出口造成顯著影響。在1974年聯邦銀行的業務報告中評價，放開匯率后來證明了是“內部穩定政策的保障性措施”。德國資深經濟人士彼得榮根認為升值壓力“促進了勞動生產率提高，加速了創新，并改善了德國出口產業的競爭力”。
一份當代研究顯示：“人們原本擔憂的德國馬克升值對于德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損害，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顯現。即使成本變化對于德國出口商價格性競爭力有所損害，但其負面影響也能通過其他競爭參數得到抑制。
”其他競爭參數可能是德國出口產品的非價格競爭因素。
“德國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克服升值恐懼癥。”前貨幣政策委員余永定在《德國馬克與經濟增長》一書發布會現場說。
該書的主要牽頭人、IMF副總裁朱民亦表示：“貨幣政策也是推動德國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政策因素之一”，在德國馬克逐步升值和漸進國際化的過程中，“德國都較好地化解了戰后崛起過程中遇到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堅持維持德國的國際競爭能力。”
不過討論德國的匯率政策還需注意，德國的央行--聯邦銀行有很大的獨立性，《聯邦銀行法》規定其不受聯邦政府指令的約束，而法律交給央行的任務只有一個“保護貨幣”，即保證貨幣購買力穩定，防止通脹，這是中國的央行所不具有的外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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