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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公共政策專家，現任美國企業研究所主席的阿瑟·C·布魯克斯，在《較量：通往自由之爭》中為讀者勾勒了這樣的一個伊甸園：置身自由企業體制環境中，人們在起步公平、機會均等條件下，通過自身勤奮努力的打拼，品嘗到幸福的甘甜滋味。所以，自由的企業是人們實現夢想的奮斗平臺，也是人們品嘗成功果實的幸福舞臺。
當然，布魯克斯的這一觀點并非前無古人。1934年，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亦曾這樣描述企業：“它首先是一個有夢想的地方，是一個發現私人王國的地方……財務結果只是它次要的考慮，或者，不過是成功的一個主要指標和勝利的標志。”
無論是熊彼特還是布魯克斯，均沒有忽視預設必要的前提條件——企業必須沐浴于免受政府干擾的自由市場環境之中。在布魯克斯看來，雖然市場上不時有些風吹草動，但市場的發展本來就具有周期性，恰恰是政府的“積極介入”，往往導致經濟的進一步惡化，雪上加霜，積重難返。
在布魯克斯列舉的大量例證中，兩個例子極其惹眼：一是頗為后人褒揚的“羅斯福新政”，二是現任總統奧巴馬的拯救市場之舉。對于前款，雖不時有人試圖翻案，直陳“羅斯福新政”中所存的種種弊端，但更多人認為正是堅持了“凱恩斯路線”，深陷“經濟大蕭條”中的美國才得以拔出泥潭，有能力迅速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熊熊炮火。
我們不妨著重關注第二點。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不久“金融危機”接踵而至。不斷給公眾吃糖丸的小布什，最終只得將權力棒無奈地交給奧巴馬。當初雄赳赳地帶著一攬子振興計劃走馬上任的奧巴馬，入主白宮后，一方面對金融機構大加撻伐，積極推動出臺加強金融監管的新政；一方面又不惜斥下巨資，掀起刺激消費的救市狂瀾。
布魯克斯顯然不這樣看，認為在小布什時代并不缺金融監管，而“龐氏騙局”的發生，只不過是既有監管體系面對公眾三番五次舉報而麻木不仁的“苦果”。對于奧巴馬于2009年7月以10億美元，推出的“舊車換現金”救市舉措，布魯克斯一針見血地指出，此舉一則獎勵了政府偏愛的工業，二則因為讓舊車不到使用壽命便報廢，實際是人為消滅了社會存量財富。從社會財富積累角度看，布魯克斯無疑是對的。不過，從市場經濟發展的穩定角度和就業角度看，這樣揪住一點便否定整體的思維，顯然似有失考量。
在市場經濟時代，政府角色由領導型向服務型轉變乃大勢所趨，但在市場中，政府到底只是一位忠誠的服務者，還是集市場規則制訂和市場監管等重任于一身呢？至少在目前，這是一個難以準確回答的問題。畢竟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短暫歷史上，既曾有過自由主義的輝煌，也曾有過“凱恩斯主義”的精彩綻放。
布魯克斯認為，政府過于執著經濟發展，過于看重數字指標，反倒可能因此而破壞社會公眾的“幸福觀”。對于這個問題，筆者倒覺得要一分為二地看待。雖然不能贊成政府權力過盛，市場行為過多，但在和平年代，經濟發展很難說不是一個致力于取信于民的政府應當重點關注的重點內容。雖然政府的許多舉措有待商榷與謹慎出臺，但讓更多人告別溫飽，盡快脫貧，實現基本生活保障，這何嘗不是一個政府的重要使命呢？如果許多人生存尚且極其困難，填飽肚子、健康地活著很難說不是他們中大多數人的最為看重的幸福目標。
因為倡導一個方面，便極力打壓另一個方面，這未必就是健康市場應當順應的發展規律。隨著人們幸福觀念的不斷提升，市場對政府功能的要求也在不斷變化。至于某一時段政府在整個市場經濟體系中，到底該扮演何種角色，到底該有哪些作為，這一切尚無成功樣板經驗可供鏡鑒。或許，這也是人類對幸福追求的巨大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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