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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尼古拉斯·拉迪
出版：中信出版社 |
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彼得森研究所等多家智庫機構被稱為“政府的外腦”、“影子政府”，發揮著提供新思想、參與重大政治決策、引導輿論教育公眾、為政府儲存和輸送人才等重要作用。毫無疑問，這些智庫對中國經濟發展及相關政策、預期的評價，很大程度上左右著美國對華經濟政策。
曾在布魯金斯學會長期擔任外交政策研究計劃高級研究員、現任彼得森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尼古拉斯·拉迪，對中國經濟的了解不亞于中國本土經濟學家、財經評論員。尼古拉斯·拉迪的新書《中國經濟增長，靠什么》由中信出版社近日引進到中國內地出版。這本書可以讓人見識美國頂級智庫研究員對研究領域的熟稔，這是經濟分析專業水準的體現，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著名金融學家余永定認為這本書是關注中國經濟人士的必讀之作；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前主任、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薩默斯稱“尼古拉斯·拉迪作為中國經濟政策最緊密的觀察者地位無人可以取代…本書值得所有關注世界經濟的人閱讀”——尼古拉斯·拉迪不僅清楚掌握中國經濟各領域政策及其效用、結構性問題、政府數據、國內外學界和媒體評價，而且在分析敘述時，始終保持平靜客觀的立場，就事論事，即不像中國許多經濟學家、政府智庫機構專家那樣脫離數據和學理而作“情懷”式的空洞論道。
相信《中國經濟增長，靠什么》這本書的第一章會引發中國經濟學界、媒體和政府內部在觀點認識上的很大震動。因為這一章系統批駁了幾乎所有中國經濟學家和財經媒體對金融危機后，中國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政策的看法，也否定了中國專家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判斷。尼古拉斯·拉迪分析認為，中國應對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政策組合，“不僅手段多樣，而且經過精心設計”，實施效果遠遠好于美國布什政府末期、奧巴馬政府初期的救市方案，使得中國成為最早從全球經濟衰退中復蘇的重要經濟體。
四萬億救市計劃推動中國經濟強勁增長，也被普遍批評為存在嚴重缺陷，加劇了政府債務風險，加重了經濟不平衡和通脹風險，進一步做大了股市和樓市泡沫，造成多個產業領域的產能過剩；批評者們還認為，中國救市政策還強化了“國進民退”，抑制了民營企業的發展。
尼古拉斯·拉迪一一分析指出，首先，中國目前尚無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因而中國政府無需像美國政府那樣，向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注資而承擔新的債務，這降低了現有的政府債務風險，更何況金融危機后，中國金融和財政保守主義還進一步得到了貫徹加強。第二，中國金融機構貸款沒有過度增長。尼古拉斯·拉迪認為一些專家和媒體沒有考慮到金融杠桿的啟用條件，以及2009年中期起中國貨幣監管部門就減緩銀行貸款增速已經采取過舉措。第三，不能將中國出現的通脹完全歸因于經濟刺激計劃帶來的信貸膨脹。第四，即使中國樓市出現大幅度價格波動，也不會出現危言聳聽者預言的經濟崩盤局面，因為中國商品房市場對金融杠桿的使用程度遠遠低于美國和英國，因而房價波動對金融體系的系統性影響要小得多。第五，批評者們很可能夸大了中國產能過剩的情況，尼古拉斯·拉迪樂觀預言，即便有20%的過剩產能，也會在一兩年時間內被高速增長的中國消化；他還指出，中國經濟刺激計劃投入基礎設施較多，而對傳統行業投資較少，有助于夯實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礎。第六，批評中國地方高額負債的觀點，有意忽略了地方投資公司掌握的資產多于其貸款，因而不太可能累積到需要大規模清算的地步。第七，2009、2010年，中國銀行貸款投向民企特別是小微型企業的新增份額較多，煤炭行業之外的“國進民退”現象也并不顯著。
盡管尼古拉斯·拉迪認同中國經濟刺激（救市）計劃，但也認為中短期政策舉措不足以保證長期穩定較快增長。《中國經濟增長，靠什么》第二章轉入對中國發展不平衡的分析，首先通過中美兩國的對比指出，美國進入現代后，個人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最低比重出現在二戰時的1943-1944年，為50%；但在中國，盡管2008-2010年間推行了刺激內需諸多政策，消費比重卻仍只有34%-35%，也是同期世界各主要經濟體中最低的。尼古拉斯·拉迪分析認為，這一切源于中國畸形的金融結構及由此帶來的對主要生產要素價格、配置方式的扭曲；他主張實施綜合政策，讓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金融體制發生根本性的轉型。
《中國經濟增長，靠什么》第三章談及從中國財政、金融、匯率和價格四方面政策領域發力，推動經濟回歸平衡的建議。首先，財政政策上，要大力減少個人稅收、增加政府公共福利支出、提高政府從國企支取的分紅；其次，在金融政策上，要出臺存款利率自由化政策，消除過高存款準備金率和配額制等政策組合對金融機構的影響；第三，推動人民幣匯率政策改革，使之升值到市場因素決定的合理區間；第四，加快價格改革，尤其要改革如今仍受政府主導（壓低）的生產要素價格。
尼古拉斯·拉迪認為，中國經濟轉型的必要性，或者說動力與壓力，不僅在于國內，而且也因現有經濟增長模式、金融體制的運行不斷加大全球經濟成本，而不斷累積來自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壓力。他強調指出，“過去七八年的事實表明，溫和的、對邊緣修修剪剪的、循序漸進的經濟改革不會引導中國經濟從根本上實現再平衡”，要解決問題、要改變不平衡的經濟現狀和結構，只能加快改革。在他看來，中國如今已沒有必要擔心人民幣快速升值會帶來對就業的潛在負面影響，因為中國制造業、服務業已處于轉型軌道，并且拖延升值將大大提高未來的調整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