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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郎咸平 楊瑞輝
出版:
東方出版社 |
亞當·斯密被譽為現代資本主義之父，但讀完《國富論》之后，你會發現《國富論》從頭到尾像馬克思一樣不僅對工人的貧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們心智的衰退；他還強烈譴責資本家的貪婪，而貪婪摧毀了資本家的靈魂。他甚至像列寧一樣大力攻擊英國的帝國主義，說帝國主義不但剝削殖民地的人，同時帝國主義本身的人民也被剝削。因此，僅從他的論著來看，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者。
既然如此，那為什么亞當·斯密會提出“看不見的手”這個概念？這就必須還原當時的社會。當時資本家勾結政黨聯合欺壓老百姓。資本家聯合議員定制很多剝削勞動者的法律，比如最高工資法，注意，不是最低工資法，就是工資不能超過多少錢。那么亞當·斯密這樣的學者的反抗之道，是提出一個叫做“看不見的手”的新思維。他說，政府包括國會議員不要干涉經濟運作，不要隨意亂立法，不要打擊老百姓，因為這個社會有只看不見的手，會讓每個老百姓在不約束他們的情況下發揮他們自身的才能，追求他們自身的最大利益，最后會得到一個整體的利益。
郎咸平從回顧這段歷史，得出這樣的結論：亞當·斯密通過一只“看不見的手”追求全體人民的利益的理論不是為資本家服務的，而是為了不讓資本家通過制定惡法剝削工人，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懷，與馬克思是相同的，他們的終極目標都是追求一個理想的社會，馬克思稱之為“和諧的社會”，而斯密則稱之為“社會整體利益”。
但后來的歷史證明，亞當·斯密的理論失敗了，這才出現了馬克思。但中國人對馬克思也存在誤解。郎咸平先從翻譯說起，在中國歷史上，胡適第一個把communism翻譯成共產主義。但在西方，公社（commune）和共產主義（communism）這兩個詞的法語對應詞是commune和communisme。在英語和法語中，它們都與community（community/communite）一詞聯系在一起，即“和諧的社會”而不是中性的社會。舉例而言，在英語中，一個人吵鬧騷擾了鄰居，不參加鄰里活動，或者不愿為鄰里設施出一份力，這樣的人便被認為缺乏“社區精神”（community
spirit），所以，社區這個字就包含了和諧的意思在內。兩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的一些政治家們致力于建立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其明確的目標，就是把歐洲建設成一個不會再有世界大戰的和諧家園。
這些理念，對于很多讀者來說，可能有些新奇，但對受過嚴謹訓練的經濟學家，其實都是常識。亞當·斯密最初就是個道德學教授，在寫《國富論》之前，就出版了其道德學巨著《道德情操論》，只是《國富論》的影響大大蓋過了《道德情操論》，而后者也被資本原教旨主義者刻意地遺忘了。
郎咸平將他這本書的書名定義為資本主義精神，我想，更準確地說，他著眼的應該是經濟學家的精神，他希望通過正本清源，來重新喚醒經濟學家的悲天憫人精神。因為只要經濟學家悲天憫人的精神不死，那社會早晚會有希望。在這里，他的矛頭其實暗中指向了那些打著亞當·斯密的幌子卻割裂了其精神的某些主流經濟學家。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改寫了世界歷史，但是改革也伴生了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誠信喪失，腐敗滋生，商業環境惡化，片面強調績效，鼓勵沒有邊界的競爭，漠視社會公正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在這其中，經濟學家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有的甚至成為同流合污者。
但筆者還要指出的是，雖然西方經濟學界從來不缺乏亞當·斯密這樣的學者，但西方的經濟學界也是腐敗的，悲天憫人的情懷也遭到了腐蝕與破壞。比如，“福利經濟學”中的帕累托改進理論就阻礙著福利經濟學的發展。“帕累托改進”理論的核心，就是一部分人財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財富不能減少。這其實就是反對政府通過累進稅來緩解貧富分化，郎咸平到底是吃資本主義奶水長大的，在書中，他提出了對這一理論絕妙的反向運用：“一個社會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前提是其他人不能因此變得更貧窮”。這樣，本來是為富人服務的理論，頓時成了保護窮人的理論。不管學界和輿論界對郎咸平有多少爭議，他對帕累托改進理論的這一絕妙運用，正體現了經濟學者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
但郎咸平也有一些主張被證明是錯的，他一直強調的通過股市藏富于民的主張，在西方的實踐中也是失敗的，經過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他也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但話說回來，他想通過股市來藏富于民的呼吁，說到底，還是出自悲天憫人的情懷。今天郎咸平大聲呼吁政府強化亞當·斯密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其實也就是呼吁研究他們那種悲天憫人的社會主義情懷，因為從學界到管理層，有了這種悲天憫人的社會主義情懷，21世紀的中國所需要的適合本國國情的政策也就能從根本上理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