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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稅富民：大規模產能過剩條件下啟動內需之本 　　馬國樞一直坐在那里抽著煙冷眼觀察，丹尼斯說到他時，他身體傾向前說：“那丹尼斯先生恰恰說錯了，我正好想退養休息呢，如果真如剛才您所說的有那么多公司想來接手的話，以我們公司的實力肯定是比不上的，那我就決定終止談判，放棄此次收購！” 　　一語驚動四座，大家一下懵了，連歐陽頌都沒想到，這不是計劃之中的言論。會議室的氣氛一下子凝重起來，沉默了幾分鐘，還是杰克打破了尷尬，笑容可掬地說：“諸位先生，你們不覺得肚子餓嗎？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提議，我們暫時休息一下，去吃點東西，丹尼斯和我說過，你們中國人有句話--買賣不成……什么在？” 　　“仁義，杰克，就是指友誼。”丹尼斯插嘴道。 　　“對，就是這個意思，不管怎么樣，我還是希望和諸位成為朋友，那就讓我們先離開這個地方去做點別的事情吧？” 　　杰克的提議讓參會的眾人都無法拒絕，歐陽頌收拾好文件，壓著一肚子火氣朝外走。他摸不準馬國樞的葫蘆里到底賣的是什么藥，而且這么重大的決定為什么事先不知會他一下，即便是策略也應該和自己先商量好，畢竟自己是談判的總代表。如此看來馬國樞是沒把自己放在眼里，或者退一步說，即便馬國樞很尊重自己，但是在做事的方法上很欠缺，最初的擔心終于還是發生了。 　　從會場走出來馬國樞沒跟自己說一句話，更沒有解釋他作出這個決定的原因。歐陽頌不會去問他，想到這兒心里不免生出些許悲哀，誰讓自己有求于他呢？誰讓他是資方，是手握金錢的大老板呢？也許是自己太把這個首席代表當回事了，可能在馬國樞的眼里自己根本就只是一個道具和翻譯而已。 　　晚上，歐陽頌一個人端著酒杯站在海邊，皎潔的月光從海面上反射過來，好像一道白光將海劈成了兩半。想起這三十多年的人生，自己離婚回到北京半年來的遭遇，他甚至感到了迷惘，杯子網項目的生死未卜，人生總是在你想要的時候不會給你。 　　“怎么樣，詹姆斯，非洲海灘的夜色美嗎？”杰克端著一杯酒走到了歐陽頌的旁邊。 　　“的確很美，不亞于里海的沙灘，要不然也不會每年都有大批的歐美游客來到這里。” 　　“是啊，其實我也舍不得離開，只是長住不行，短期的旅游是可以的，我還是想回到美國去。” 　　“可惜吧，我們僅有這一面之緣，今后也許是再也見不著了。” 　　“是嗎？我不這樣認為。” 　　“哦？” 　　劉熾平要代表高盛亞洲把騰訊的上市項目拿下來，最重要的一點是說服馬化騰在香港上市。只要騰訊選擇在香港上市，那么，其實選擇不多，高盛亞洲是當然的首選。不過，當時互聯網公司上市的首選之地當屬美國，中國當時的一線互聯網公司新浪、網易、搜狐都是在美國上市的。2004年海外上市的9家中國互聯網公司中，只有騰訊選擇了在香港上市。 　　對于為什么沒有從眾奔赴納斯達克上市，馬化騰后來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承銷顧問中，6家建議在香港，4家建議在納斯達克，3家建議兩邊同時上，搞得我頭都大了。 　　讓馬化騰頭大的是，香港上市公司的想象空間相對較小，因此，市盈率較低。但好處是香港和深圳只有一海之隔，作為創業者的馬化騰有更多的地利和香港資本市場進行溝通與對接；廣東本地乃至整個內地有很多看好騰訊股票的個人投資者也可以有很方便的途徑去做騰訊股票的個人投資，的確難以選擇。 　　騰訊最后還是選擇了在香港上市。打動馬化騰的據說是劉熾平的一句話：“香港的確市盈率相對美國較低，但如果騰訊成為其龍頭的話，那會怎么樣呢？” 　　懷揣著成為香港科技股龍頭甚至是中國乃至全球互聯網決定性力量的夢想和愿景，騰訊從香港出發，成為香港上市公司的一員。 　　不過，最開始，整個香港資本市場對騰訊還不是特別地了解和認可，因此股價一直在低位徘徊。在劉熾平的建議下，騰訊發表公開承諾，2004年年底將實現承諾4.41億元的利潤。4.41億元的年利潤不僅讓騰訊進入2004年最賺錢的互聯網公司的行列，而且按照2004年年底騰訊11個億的銷售收入來計算，騰訊的純利率將達到40%，這即便是放到傳統商業領域，也是一個相當驚人的高利潤公司。 　　今天看起來，身在高盛的劉熾平提出這個任務要求有其合情合理的地方。由于眾多香港本地的投資者對騰訊模式將信將疑，雖然香港本地的投資者看不懂騰訊模式，但他們能讀懂財務報表，那么，OK，就用數字說話吧。這樣的套路和招數，在騰訊之前成為香港高科技股龍頭的聯想，也是如此照方抓藥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無論政府在多大規模上采取赤字財政政策，也不管企業投資和擴張是否有新一輪的啟動，無論是從長期來講，還是從短期來看，如果中國居民的消費需求繼續疲軟，在國內生產能力大規模過剩而世界經濟又瀕臨衰退從而令中國產品出口增長進一步下滑的情況下，任何啟動內需的政策都將會落空或收效甚微。換句話說，改變多年來國內居民和家庭消費持續疲軟的狀況，是拉動內需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能否收效的最終決定因素。然而，現在問題是，如何才能改變居民消費需求多年持續不振的格局？要回答這個問題，關鍵還在于弄清近些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居民消費需求一直不振的現狀及其原因。 　　從國際比較和當代中國經濟的演變歷史兩方面來看，目前我國消費率太低，而固定資產投資率太高，積累與消費比例已經嚴重失衡。按照當年價格計算，2003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55.4%，資本形成率為42.9%，其中固定資本形成率為42.8%。近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最終消費率卻不斷下降。按照商務部最近的統計數字，2007年，中國最終消費率只有36%左右，三年時間下降了19.4個百分點。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費率約77%（美國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為86%，德國為78%，日本為75%），固定資本形成率為23%。結果，2007年，我國的消費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個百分點，固定資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多個百分點。更令人感到有些觸目驚心的是，目前的中國消費率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甚至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比較也有相當大的差距；不僅低于過去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大躍進”之后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對于這一點，美國著名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的高級研究員拉迪（NicholasR.Lardy）曾在2008年10月1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經濟放慢腳步”文章中稱：“中國的家庭消費支出在過去10年中增長較慢，現在僅占總產出值的1/3略高，是全球所有國家中最低的。” 　　為什么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最終消費率——尤其是居民家庭的消費率——不斷降低？這里大致有以下幾個因素： 　　（1）最近幾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超高速增長，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卻不斷下降。與此相對照的是，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低于同期的政府財力增長。按照美國耶魯大學陳志武（2008，2009）教授的研究，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去掉通貨膨脹率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這期間，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速度為10.2%。近些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所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從1995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后，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了5.7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6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才增加了1.2倍（見圖1　1）。近些年，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勞動者報酬所占的比例下降更快。譬如，在中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已由2000年的51.4%降低為2007年的39.7%，7年中下降了11.7個百分點。在政府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近十幾年來每年增幅大都超過20%）、企業利潤率也有所攀高的同時，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份額不斷下降，結果自然是“國富民窮”。這是近些年中國的最終消費率不斷下降的最根本原因。 　　（2）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從總體上來說各階層和各地區居民的收入都增加了，但是由于我們現存的體制和制度原因，一些人在近些年的市場化過程中積累社會財富極其迅速，而大多數民眾的收入增加速度相對而言比較緩慢，這就導致自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的社會收入分配和社會財富占有中的差距不斷拉大。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僅為0.23，到1990年，就增加到0.35；到2000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攀升到0.42。自2005年以來，來自國內機構和國際組織的數據均表明，中國的基尼系數已在0.47以上，超過了美國、俄羅斯，更超過印度的0.36，已經接近拉美國家的平均水平。另外，按照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的一項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國是11.37倍，遠遠高于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亞的5.52倍和菲律賓的9.11倍。中國的社會財富占有和社會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社會財富向直接掌握著權力以及與權力有關系的人們的手中快速積聚，就在我們的宏觀經濟格局乃至社會的基本安排上產生兩個明顯的后果：其一，由于富人過富和窮人太窮，就會出現“富人有錢無處花（消費），窮人有錢不敢花”的情形，從而導致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和長期經濟增長乏力——這正是拉美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后的情形。近些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居民家庭消費一直疲軟，這也應該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其二，收入差距過大，尤其是機會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過大，自然會加大低收入群體的不滿，從而加劇社會沖突，例如游行、罷工，乃至社會動亂。這無疑對實現政府所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目標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在中國宏觀經濟放緩、企業倒閉、失業增加，尤其是大批農民工失業返鄉的現存格局中，這一問題顯得更加突出了。 　　（3）即使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加了，大多數低收入家庭還是不敢消費，而是將有限的錢存儲起來。為什么是如此？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的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體制改革不到位，導致大多數低收入家庭有錢不敢花，而是存起來以備生病、失業和支付子女教育方面的開支和其他不虞之需。從社保方面來看，按照一些國際組織的最近數據，發達國家用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般在30%~50%，而連續幾年中國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僅為11%~12%。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盡管國內生產總值猛漲，政府財政收入自1994年以來幾乎每年都雙倍于甚至三倍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但在政府的財政支出中，直接維系民生的公共文化與公共衛生等財政投入卻落在世界各國的末尾。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新近數據，中國目前投入醫療的錢還不足國內生產總值的1%，在196個國家的排名中排行第156。醫保、社保不到位，政府投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比較低，更影響了人們的消費和儲蓄傾向。譬如，按照國家統計局2008年統計年鑒所給出的數字，多年來，我國國家財政性的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一直在3.0%以下徘徊，2005年僅為2.82%，2006年為3.0%。2007年，這一比例有所提高，達到了3.32%，但還遠未達到政府前些年提出的在20世紀末要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的目標（見圖1　2）。從全世界來看，目前全世界各國僅投在高等教育的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值就為4.8%，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值也為4.2%。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在教育方面經費總投入比例實在是“少得可憐”。 　　但是，不知道是世人太愚蠢，還是我胡涂，沒有一個能夠談心的知已朋友，就這樣在惆悵中打發走了好幾年光陰。你是個曾經干過這一行的，也許能稍微知道些內情。希望你替我想個好辦法吧！” 　　辰雄一聽，不禁感嘆道：“你和我的心竟不謀而合，我為國家擔憂的不外乎是這一點。我一向憂慮道德的淪亡，慨嘆人情的菲薄。然而當道的人大半都是些自己沉淪在濁流里還不知覺悟的家伙。所以同道的少，仇人多。可是，我一直不肯放棄自己的信心，最后終于被兩三個正義之士所賞識了。現在已經達到愿望，能夠著手舉辦自己的事業了。雖然好像是我在你面前說大話，可是希望你把我當作榜樣，盡管世道與你不相容，你卻不可輕易放棄，要制造出一個滿意的作品。我情愿負擔一切費用。當然啦，你是個廉直的人，一定不肯接受我的意見，以便喚醒同行們，為國家謀利益才是道理。說起來我國出產的石陶器雖然價廉，質量卻遠不及英、法、意等國，只有薩州出產的陶器，土質釉料都勝過外國，是世上獨一無二的特產物。可惜畫工們不爭氣，批發店老板更不像話，害得這個行業萎靡不振。我很為這個現象惋惜，多年來一直掛在心上。現在我倆的想法竟不謀而合，這也可以說是時機到來了。你可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辰雄熱心地鼓勵著籟三。 　　籟三眼里含著感激的眼淚，生平頭一次向人道謝說：“那么，麻煩你了！” 　　辰雄沒聽他說完就拍拍胸脯說：“一切都交給我辦好了！” 　　過了沒幾天，人人談論著三田地方的土木工程的時候，有一件新聞驚動了陶藝畫工們。據說是那位隱居在如來寺前青草深處、三年來一直默默無聞的“憤世先生”這回要顯顯他的本領了。喜歡奚落比自己高明的伙伴是人之常情，同行們當面或背后都誹謗籟三。但如今已經有了可靠支援的籟三反而覺得他們可笑，泰然自若地開始了素描。他選定的材料是沈壽官精制的細陶，作品是他素來喜歡的一對帶坐兒的三尺高的細口龍耳花瓶。再過幾個月就能瞧見百花齊放、金光燦爛的成品了。籟三的心已經飛向幻想中的將來，他想象中的人物景色一一浮在眼前。他不禁莞爾一笑，覺得連王侯貴人也不及他快樂，仿佛置身遠離塵世、凌風駕云的仙境，這樣光陰不知不覺地消逝著，一天一天地過去了。 　　第二，要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做些文章，扭轉并切實改進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問題。在快速和較大程度上提高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農民收入的同時，要有意識地且大幅度地降低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額，并通過推出一些財稅體制改革的具體措施，提高政府財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大人大代表對各級政府財政收支的監督，推行依法行政和陽光財政，從而盡可能地減少政府官員權力尋租的渠道和可能。這將是改進中國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并仍在不斷拉大之現狀的根本之策。 　　第三，盡快推出能使全社會絕大多數城鄉居民得到真正實惠的醫改方案，并投巨資加強社保體制的建設。譬如，在未來的財政預算支出和4萬億諸如此類的刺激經濟增長的方案中，要真正舍得切出一大塊來用于醫改和社保方面的支出。在目前財政狀況相對還比較寬余的情況下，與其花巨額資金來扶持生產能力已經大幅度過剩的鋼鐵、汽車、造船、石化、輕工、紡織、有色金屬、裝備制造和電子信息九大產業，與其把巨額資金投向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機場、碼頭等已經相對寬余的——如果說還沒達到過剩的程度的話——大型工程和設施的建設，不如在目前相對寬余的政府財政收入的情況下，把巨量資金投于醫保、社保、教育以及科學、文化等公共服務部門，從而提高全國的醫療效率、教育投資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以及教科文衛的服務水平和效率。反過來說，只有醫保、社保搞好了，普通家庭子女的教育投資的私人花費相對減少了，人們才會對未來有確定的預期，才敢花錢，才敢消費。也只有這樣，居民家庭消費和國內需求才會被真正撬動，中國的經濟增長才會是可持續的，才會走向一個財富增加拉動消費、消費增長拉動投資、企業投資擴張推動整個經濟增長這樣一個良性循環的軌道。相反，如果把這4萬億乃至18萬億諸如此類的刺激經濟增長巨額資金仍然投在什么九大產業和大型工程項目上，結果將會是內需依然拉動不起來，卻加劇中國制造業的生產能力過剩。這樣做下去，即使在短期中保住了經濟增長的速率，卻把更多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推向未來，使我國經濟在未來陷入更加嚴重的危機和更長久的問題。 　　最后也必須指出，除了上述三個可考慮的宏觀政策選項外，深化金融體制建設與改革，使金融市場尤其是股市更加透明、規范和公正地運作，加快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發揮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保持股市穩定的增長，對拉動內需也有諸多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只有社會絕大多數人覺得手中的財富不斷增加了，經濟才會走向一個良性的循環。 　　因為，只有當人們時時感到手中的金融資產和財富不斷增加，并對未來有較為確定的預期，他們才敢花錢，才敢消費。由此來看，盡管股市的穩定和繁榮乍看來與內需沒有直接作用，但在現代實體部門和金融部門千絲萬縷地連接在一起，從而人們手中的金融資產和貨幣資產之間的界限越來越分不清的情況下，只有股市的持續繁榮，才會有持續的消費增加和持續的投資增長。從這個意義來說，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繁榮應該是實體部門的真實增長的先導和點火器。從這一視角來看，在實體部門經濟步步趨冷的格局中，決策層應該采取實實在在的措施，推動股市、期貨市場發展以及債券發行規模，并積極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債務融資工具，從而通過金融體系的建設和發展，來提高人們的信心，來切實增加人們手中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財富。這樣做了，會進一步促進人們的消費需求和投資欲望，從而提高人們的信心，以促使整個經濟盡快復蘇。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在目前國內宏觀經濟的基本格局和世界經濟趨于衰退的大環境中，要真正啟動內需，要確保中國宏觀經濟健康、穩定、可持續的長期增長，在目前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同時，要采取有效措施通過實施新的“減稅計劃”，大幅度地降低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負，并加大在醫保、社保、城鄉公共設施和其他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改變目前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向政府傾斜、財富越來越向國家轉移和集中的趨勢，并要徹底改變積累率遠遠高于消費率現實格局，真正實現“讓利于民”和“藏富于民”。只有這樣，才能預期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國家逐步富裕的同時，要讓全體國民享受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這樣才能夠徹底消除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目前所面臨的內需不足的瓶頸問題。 　　本文發表于《理論學刊》2010年第2期 第 1 2 3 4 5 6 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