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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美）杰里米·里夫金 |
如果說美國是20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楷模，中國則最有可能在21世紀擔當這一角色。美國將其經濟成功的原因相當一部分歸功于其豐富的石油資源。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而非沙特）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產油國，繼而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旗手。然而現在，隨著全球經濟的衰落，美國的領導地位受到了質疑。
自2008年夏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各國政府、商業界乃至普通民眾一直就應該如何重啟世界經濟的發展進行激烈的爭論。雖然各方均認為應該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并對金融、勞工和市場等領域進行改革，但也清醒地認識到以上措施并不足以拉動世界經濟的發展。說到這，我想和讀者分享一個小故事。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在就任幾個月后便向我發出了邀請，希望我能夠到柏林就德國如何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并實現該國在21世紀經濟的發展等問題向其內閣提供一些建議。然而在談話伊始，我便首先向默克爾總理發問：“在化石能源經濟時代日漸衰退、第三次工業革命日漸興起之際，您準備如何實現德國、歐盟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
第二次工業革命已經日薄西山，工業排放的二氧化碳正在威脅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生存，這些是愈發明顯的事實。我們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對未來的經濟模式進行大膽的描述，以指引我們進入后碳時代的可持續發展之中。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對推動當今社會發生顯著變化的技術力量進行全面、透徹的剖析。
縱觀人類歷史，新型的通訊技術與能源體系交匯之際，正是經濟革命發生之時。新能源革命使得商業貿易的范圍與內涵更加廣闊的同時，結構上更加整合。相伴而生的通訊革命則為對新能源流動引發的更加復雜的商業活動進行有效管理提供了有力工具。現在，互聯網技術與可再生能源即將融合，并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這一革命無疑將改變整個世界。在可預見的未來，在中國這一片古老的土地上，數百萬的中國人將可以在家中、辦公室和工廠里生產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并通過“能源互聯網”實現綠色電力的共享，正如我們現在創造并實現信息的在線共享一樣。
可再生能源的轉變、分散式生產、儲存（以氫的形式）、通過能源互聯網實現分配和零排放的交通方式構成了新經濟模式的五個支柱。如果在本世紀上半葉實現對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的構建，中國還需要近40年的努力，而這將創造數以千計的商業機遇、提供數百萬的可持續發展的工作職位，并將使中國成為下一次工業革命的領軍人。對新經濟模式基礎設施的五項支柱進行闡釋，并對隨之而來的新型經濟模式進行介紹，這也正是本書的重點所在。
在今后的幾年中，中國需要對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作出重要的決定。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力發電國，煤炭在其能源中比重約占70%。此外，最近中國政府宣布中國的頁巖氣資源潛力高達134萬億立方米，約是美國的兩倍。作為一個擁有超過13億人口、年經濟增長率約8.2%的大國，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國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國。
與此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風力渦輪機生產國，其太陽能光電產業生產總值更是占世界的30%，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電池板生產國。但是，中國所生產的可再生能源科技產品幾乎均銷往海外。目前，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在中國國內能源消耗總量中的比例只有0.5%。鑒于中國豐富的可再生能源，這一事實無疑令人失望。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風力資源，其中海上風能資源占四分之三。根據2009年一項由哈佛大學與清華大學聯合進行的研究成果表明，只要中國提高補貼和改善輸電網絡，至2030年風力發電就可以滿足中國所有的電力需求。
中國也是世界上太陽能資源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但對太陽能的開發與利用卻僅僅在近些年才提上日程。中國的生物能與地熱能的總量也相當可觀，但尚未進行大規模的勘探。對其漫長海岸線所蘊藏的潮汐能，中國也未開展有效的利用。
因此，中國陷入兩個截然不同的發展方向的角力之中。中國蘊藏著豐富的煤炭和天然氣資源，這一誘惑使中國傾向于更加依賴日漸式微的傳統能源。然而，煤炭和天然氣固然令人興奮，但是相比于巨量的可再生能源而言，卻是如此的蒼白無力。可以說，中國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地位正如沙特在石油產業中的地位一樣，中國每平方米的可再生能源潛力要遠高于世界上大多數其他國家。
但這并不意味著可再生能源經濟模式在中國的發展是水到渠成之事。中國對水力發電的依賴令人擔憂。全球氣候變化引發的日益增多的干旱將會對中國的電力生產造成極大困擾，導致電力缺乏、乃至斷電。與此相似的是，生物乙醇的生產也將會與土地使用的問題產生激烈的沖突。
因此，中國人需要關心的問題是20年后中國將會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是身陷于日薄西山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之中繼續依賴化石能源與技術，還是積極投身于第三次工業革命，大力開發可再生能源科技？
如果選擇了第三次工業革命這條道路，那么中國極有可能成為亞洲的龍頭，引領亞洲進入下一個偉大的經濟時代。在亞洲開展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的建設將有利于泛大陸市場的培育并加速亞洲政治聯盟的形成。中國也將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要力量，推動整個亞洲實現向后碳社會的轉型。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反映出了權力關系本質的變化。第一次工業革命與第二次工業革命均采用垂直結構，傾向于中央集權、自上而下的管理體制，大權掌握在少數工業巨頭手中。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組織模式卻截然不同，其采取的是扁平化結構，由遍布全國、各大洲乃至全世界的數千個中小型企業組成的網絡與國際商業巨頭一道共同發揮著作用。
這種由金字塔形向扁平化力量結構的轉變不僅將改變中國的商業領域，對文化和政治領域也將產生重要影響。對于在互聯網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自己創造信息并通過在線社交網絡實現與數百萬人共享的新一代中國年輕人來說，自己生產可再生能源并通過能源網絡實現共享這一設想無疑具有極大的誘惑力。現在，對于中國而言，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人才與資源，深刻地認知在21世紀上半葉開展第三次工業革命、建立可持續發展社會的重要性，應該是目前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