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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傳統的說法，貨幣是一種交換媒介，其好處在于消除低效率的易貨交易；貨幣是一種計價單位，有利于估價和計算；貨幣具有貯藏價值，使經濟貿易得以長期進行并超越地理距離。為了優化所有這些職能，貨幣的理想形式應該是有價值、負擔得起、耐用、可兌換、便攜和可靠的。金屬如金、銀和銅，由于符合這些標準的絕大部分，數千年來被視為貨幣的理想材料。已知的最早貨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是考古學家在埃斐索斯的阿耳忒彌斯神廟發現的（在現在的土耳其伊茲密爾附近）。這些由小亞細亞的呂底亞人鑄造的貨幣由金銀混合而成，鑄有獅子的頭像，是雅典四德拉克馬銀幣的前身。標準的銀幣背面鑄有雅典娜女神的頭像，正面鑄有貓頭鷹（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到羅馬時代，有三種由不同金屬材質制作的硬幣：奧里斯（金）、第納里（銀）和悉斯特提由斯（銅）-按照涉及到的金屬的相對稀缺程度排列順序；所有的貨幣都要一面鑄有執政者的頭像，另一面鑄有傳說中的羅馬奠基人羅莫路和勒莫。這些硬幣不是古代地中海唯一的貨幣，但它們顯然是首次出現的貨幣之一。到公元前221年，中國的秦始皇開始統一鑄造標準化的青銅錢幣，這些圓形方孔的貨幣通常標明自身的重量（例如半兩，大約是半盎司）。
    羅馬的鑄幣制度要比羅馬帝國本身延續的時間長。當時，羅馬仍然用法蘭克國王（768~814年）查理大帝時代的第納里銀幣估價。困難的是，到800年查理曼加冕為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時，西歐白銀長期短缺。伊斯蘭帝國統治的南地中海以及近東地區更發達的商業中心對貨幣的需求更大。因此，落后的歐洲貴金屬流失嚴重。查理大帝時代的第納里銀幣極為稀缺，24個第納里銀幣就可以購買加洛林王朝的一頭牛。在歐洲一些地方，胡椒和松鼠皮代替了貨幣；動產意味著土地，而不是貨幣。對于這個問題，歐洲人尋求兩種方法去解決。他們可以出口勞動和貨物，用奴隸和木材換取巴格達白銀，或從非洲換回科爾多瓦和開羅的黃金；也可以通過對伊斯蘭世界發動戰爭，掠奪貴金屬。十字軍東征像隨后的征服活動一樣，是為了使異教徒改信基督教，也是為了緩解許多歐洲國家的貨幣短缺情況。
    十字軍東征花費昂貴，回報卻不大。為了解決貨幣的困難，中世紀和早期的現代政府均未能找到解決經濟學家們所謂的“小錢中的大問題”的途徑，難點在于如何在不同金屬制成的貨幣之間建立穩定的關系，這也就意味著更小面額的貨幣經常會短缺，也面臨著幣值貶值和品質降低的情況。在波托西和新世界的其他地方，征服者們發現了豐富的白銀（尤其是在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西班牙征服者似乎因此已經打破了百年歷史的制約。最初的受益人當然是贊助此次征服活動的卡斯提爾國王。這支船隊曾經達到100艘船的規模，每年要跨越大西洋運載170噸的白銀，然后停靠在西班牙的塞維利亞。所有收入的1/5歸王室，在16世紀后期占王室高峰期總支出的44%。西班牙的新財富刺激了整個歐洲大陸。西班牙的古銀幣“八里爾銀幣”（piece of eight）成為世界上第一種真正的全球性貨幣，不僅資助了曠日持久的西班牙在歐洲的戰爭，而且還迅速擴大了歐洲與亞洲的貿易。
    然而，新世界所有的白銀并不能平息荷蘭共和國的叛逆，不能使英格蘭從西班牙王室獲得安全保證，也無法把西班牙從不可阻擋的經濟衰退和帝國衰落中挽救出來。和點石成金的麥達斯國王、16世紀西班牙國王查爾斯五世和菲利普二世一樣，發現充沛的貴金屬與其說是上天的恩賜，不如說更像是上天的懲罰。原因何在？他們采掘如此多的白銀來支付其征服戰爭的費用，導致金屬本身價值急劇貶值，也就是說白銀的購買力降低了。這場所謂的“價格革命”，從16世紀40年代到17世紀40年代，影響范圍覆蓋整個歐洲。300年沒有表現出持續上升趨勢的糧食費用顯著上升。英國（我們擁有這個國家最全面的價格數據）的生活費用在此期間增長了7倍。雖然按照今天的標準（每年平均約為2%）來看，通貨膨脹率并不高，但根據中世紀的標準而言，面包的價格發生了革命性的增長。在西班牙，充足的白銀也充當了“資源詛咒”的角色，和今天擁有豐富石油的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亞、伊朗、俄羅斯和委內瑞拉一樣，缺少生產性經營活動動力，同時加強了獨裁者的“尋租”，而犧牲了民主制度。
    西班牙人一直未理解的是，貴金屬的價值不是絕對的。貨幣是別人愿意給你的唯一的價值。貨幣供給的增加盡管可以讓壟斷貨幣發行的政府富有，但并不會使一個社會更富裕。在同等條件下，它只會使物價走高。
    事實上，除了歷史的偶然性，貨幣在西方人的思維中長期等同于金屬并沒有任何理由。大約在5 000年前，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人們用泥版記錄交易，涉及大麥、羊毛或白銀等金屬。當然，銀制的銀環、銀塊或銀片充當了貨幣（如同糧食），但泥版在充當貨幣角色時與其一樣重要，而且有可能更重要。如今留存的許多泥版提醒我們，當人類第一次開始書面記錄他們的活動時，他們這樣做不是在寫歷史、詩歌或哲學，而是在做生意。對這種古老的金融工具，我們無法不懷以敬畏之情。雖然這些泥版是泥土制成的，但它們要比在波托西鑄幣廠鑄造的銀幣歷經歲月沖刷的時間更長。其中一塊保存完好的泥版（出土于今天的伊拉克），可以追溯到阿米蒂塔納國王統治時期（公元前1683年至公元前1647年），它指出了持票人在收獲季節應領取的具體糧食數額。另一塊泥版記載了阿米薩杜克國王的命令，要求在結束旅程之后給予持票人一定數量的白銀。
    我們也許很熟悉這些基本的概念，因為現代紙幣發揮著同樣的功能，只不過紙幣是紙做的，而不是泥土。英格蘭銀行發行的任何一張10英鎊的紙幣上都印著那句神奇的話-“茲承諾付總額為……（英鎊）給持有人”。鈔票（起源于7世紀的中國）是一張張沒有內在價值的紙，它們只是承諾支付（因此最初在西方被指定為“本票”），就像4 000年前古巴比倫的泥版。10美元的背面印有“我們信仰上帝”，但是，當你接受這些付款時，你要相信的那個人是鈔票正面這名男子（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繼任者-在編寫本書時恰好是前高盛首席執行官亨利·保爾森。當美國人以自己的貨物或勞動來賺取美元時，他實際上是相信保爾森（以及暗中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不會再犯西班牙人的錯誤，而不是僅僅印刷更多的鈔票。
    今天，盡管美元的購買力在過去50年里已經下降了很多，我們仍然或多或少滿足于紙幣，更不用提幾乎都是由垃圾鑄成的貨幣。這些貨幣都不具有儲存價值。更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很滿足于我們甚至不能看到的貨幣。今天的電子貨幣沒有物理化，它可以從我們的雇主，流向我們的銀行賬戶，再轉向我們最喜歡的零售商店。正是這種“虛擬”貨幣主導了經濟學家所謂的貨幣供給。普通美國人手頭持有的現金僅占貨幣量度，也就是被稱為M2貨幣的11%。今天大多數貨幣無形化的特點，也許是貨幣真實本質的最好證明。那些西班牙征服者不明白的是，貨幣實際上就是一個信任問題，甚至是一種信仰：信任體現于為我們支付薪水上，信任體現于貨幣的發行中，即個人使用或者機構兌現支票或轉讓支票。貨幣不是金屬，而是一種記名信托。無論是以白銀或者泥版作為貨幣，還是紙幣，或出現在液晶顯示器上的虛擬貨幣，都沒有多大的問題。從馬爾代夫的貝殼到太平洋雅普島圓盤巨石，什么都可以充當貨幣。現在看來，在這個電子時代，沒有任何東西不可以充當貨幣。
    貨幣明確了貸款人與借款人之間的關系。讓我們再次審視這些美索不達米亞泥版。這些泥版顯然是貸款人保留下來的（通常是在一個密封的陶土容器中），每一次交易都被記錄在冊，以記錄借款人還款數額和還款日期。古巴比倫的貸款制度顯然相當復雜。債務可以轉讓（“付給持票人”，而不是指定債權人），泥版收據或匯票簽給在皇宮或廟宇存入糧食或其他商品的人；借款人要支付利息（這個概念可能起源于畜群的自然增長），利率往往高達20%。從漢謨拉比時代（公元前1792年至公元前1750年）起，數學的應用預示著復利這類工具有可能應用于長期貸款。但所有這一切都建立在借款人還款承諾的根本信譽基礎之上（并非巧合的是，英語中的“信用”一詞就來源于拉丁美洲的“我相信”）。債務人可能獲得一定期限延緩償還，正如《漢謨拉比法典》條文規定，債務每隔3年可以得到減免，但這似乎并不能阻止私人和公眾貸款人通過活動把債權追討回來。與此相反，從長期發展趨勢來看，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私人金融業務在擴大。到公元前6世紀，巴比倫的埃吉布家族已成為強勢的地主和貸款人，其商業活動遠至烏魯克南部和波斯以東。那一時期留存下來的成千上萬泥版表明，當時有為數眾多的人曾向埃吉布家族借款。埃吉布家族5代人的繁榮史表明他們通常靠收債為生。
    倘若說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已發明信用，這并不十分確切。大多數巴比倫人貸款很簡單，他們只是從王室或宗教寺院借貸，后面討論的現代意義上的信貸并未建立起來。然而，這是一個重要的開端。沒有借貸的基礎，我們這個世界的經濟幾乎就不能騰飛。沒有日益擴張的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網，當今的全球經濟將停滯不前。有首著名的歌曲寫道，貨幣并不能使地球旋轉，恰恰相反，貨幣令人吃驚地讓人員、貨物和服務融入世界各地。
    貨幣的崛起場面始終蓬勃壯觀，而引人注意的是扎根于這個世界的信貸觀念是多么落伍，多么不合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