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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羅杰·E.A.法默
出版：東方出版社 |
“How the
Economy Works：Confidence，Crashes，and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如果直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杰出經濟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羅杰·E.A.法默（Roger
E.A.Farmer）這本著作的書名應為《經濟如何運行：信心、崩潰和自我實現的預言》。國內出版方卻巧妙地譯成《經濟：向左還是向右》，讓其披上亦真亦幻的“標題黨”面紗，散發出迷人的哲學味道，好在這并不影響其思想的時代光芒和現實意義。
本書幾乎集合了法默關于如何走出始自2008年并延續至今的這場世界性金融危機、解決高失業率問題并從此避免經濟衰退，結合哈耶克古典經濟思想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所有新想法和新思考。法默要證明的是，放棄在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的非此即彼，才能拯救世界。對于經濟“向左”還是“向右”的問題，他并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但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古典經濟學都作了理性的批評。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向來一直強調收入是消費的主要決定因素。盡管收入的波動是決定消費的因素之一，但它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人們會意識到收入波動往往是暫時的。譬如，當支撐一個家庭的人在轉換工作的過程中，收入連續下降了6個月，這個家庭往往會抵押積累下來的資產借入資金來維持消費水平。但當一個人多年來一直失業，作為應急資金的財富則會很快消耗殆盡。
生前曾聲名顯赫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直接影響了現今絕大多數經濟學者和決策者對凱恩斯思想的理解方式，但他所提出的調和凱恩斯主義思想與一般均衡理論的方式漏掉了凱恩斯主義思想的主要觀點：高失業會永久持續。
基于此，法默一再強調，正是總財富的持續下跌導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蕭條時期的高失業水平，也正是財富的持續下跌帶來了威脅，使得2008年的崩盤轉化為一個非常痛苦的大事件。因為強調了收入作為消費決定因素的作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被引導著相信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恢復充分就業最有效的解決方案。作者認為這是錯誤的，因為這會導致政府大舉借債，將使得我們的子孫無辜背上巨額還債的負擔。
古典經濟學的錯誤也不少。根據古典經濟學的現代版本，是“根本面的情況”在驅動著經濟，其中包括偏好、技術和稟賦。按照法默的觀察和研究，既然政府的管制能影響企業從事商業活動的能力，那么管制的變化、稅收的變化，或者政府干預市場的行為也能影響“根本面的情況”，并通過該渠道影響就業人數的變化。但古典經濟學卻無法提供令人滿意的理由來解釋金融危機或者20世紀30年代的那種長期蕭條。他斷言，有兩個原因說明古典經濟學觀點是有錯誤的。其一，忽視了信心是驅動經濟繁榮或導致經濟蕭條的獨立因素；其二，將經濟視作一個自我矯正的機制，以為憑市場力量就會恢復充分就業。
眾所周知，財政政策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調節總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總需求，增加國民收入，反之則壓抑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稅收對國民收入是一種收縮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稅收，可以抑制總需求并減少國民收入，反之，則刺激總需求、增加國民收入。財政政策是國家整個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法默的研究發現，財政政策可能并不是最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他看來，一個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計劃并非是經濟復蘇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采用財政政策，那就應該是以對每個國內居民轉移支付的形式，而不是以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如果讓經濟體回到正常軌道上來是唯一的考慮，那么行動起來最快的途徑就是給每個美國居民發放一張2700美元支票。如果政府擔心收入分配問題，那這張支票可計入應納稅的收入金額中，這樣高收入群體將以所得稅的形式返還一些金額。
為此，法默提出新政策建議是：擴展現行中央銀行利率控制政策。這個建議建立在一個新的、結合了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中最好的特性的理論上。作者認為，應該使用理性預期革命卓有成效的新分析方法來模型化凱恩斯主義的見解。
由此，本書還拋出了一個值得人們反復思考和關注的問題：為什么西方國家的經濟政策都非常強調“私人企業”、“家庭”與“國內居民”這些并不起眼的普通關鍵詞？
筆者以為，個中原因有二：其一，乘數理論使然。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構建的乘數理論，把GDP的增長額與公共支出增加額的比率稱為乘數。比較一致的觀點是，公共支出每增加1%將導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5%。其二，信心的建構。擺脫經濟衰退，當然應該通過降低過高的失業率進而提振內需，從而重建投資者與消費者的信心，而任何給定刺激計劃的成功都將取決于私有部門的信心。從最近央行接連宣布降息來看，我們的4萬億投資尚未完全實現預期的提振內需的目的，依據法默的解釋，這是因為4萬億創造的總需求的增長沒能被轉化為足夠的工作崗位從而建立起私有部門的信心。
法默一再強調：不是所有總需求的增長都會被轉化為工作崗位的增加，而任何給定的刺激計劃的成功都將取決于建立私有部門的信心，就像它在增加總需求方面所做的那樣。如此看來，刺激計劃應該側重于私有部門，而在中國實際發生的卻是，刺激計劃基本集中于國有企業，私企難以從國有銀行獲得融資，從民間融資很容易觸及非法集資的“紅線”，而產品擴大內銷也幾乎不可能實現，私企生存既不易，失業工人必然大幅增加。
圍繞如何解決失業的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分裂為兩個陣營：保羅·克魯格曼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應擴大財政刺激，以教育和基礎設施投資上的政府支出為目標；羅伯特·蒙代爾、邁侖·斯科爾斯和萊茵哈德·澤爾騰則認為應該采取“嚴厲措施”來控制債務水平。兩種說辭令公眾無所適從。
法默認為，減少失業更好的辦法是新一輪擴大的量化寬松。英國已出現了這樣的聲音，而且有人提出應該購買風險資產（比如公司債券和流向私人部門的“貸款束”）而不是長期政府證券，這令法默倍感欣慰。因為這樣的主張與他過去幾年來所呼吁采取的措施不謀而合。“信心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我們能夠也應該通過直接干預資產市場來管理信心。指引我們前進的是科學，而不是意識形態、教條主義和失靈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