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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世紀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仍在繼續拉大，但快速擴大的勢頭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在中國收入分配差距中，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已經占據支配性地位，城鄉差距的影響尤其突出。2007年城鄉差距對總體收入差距的貢獻約占50%左右。近年來，一個可喜的變化是，城鄉和地區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縮小，為收入分配的改善帶來了一線曙光。但是，農村內部和城鎮內部差距仍在擴大，特別是后者，成為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
（1）城鄉差距。城鄉收入比從2000的2.78倍快速擴大至2003年的3.23倍，此后小幅擴大到2007年的3.32倍并連續三年保持穩定，2010年起該指標連續兩年下降，2011年底為3.13倍，回到2002年的水平。
（2）地區差距。2000年至2003年，省際未按人口加權的人均GDP基尼系數從0.347上升到0.357，此后逐漸下降至2010年的0.264，低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此外，按照1978年不變價格計算的地區人均GDP基尼系數、按現價計算的地區人均消費基尼系數也回落到本世紀初的水平。
（3）農村內部差距。從2000年的0.35小幅擴大至2009年的0.39，但是由于近兩年來農村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快于高收入人群，收入擴大的趨勢預期會有所緩解。
（4）城鎮內部差距。2000年至2009年間，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從0.32上升至0.36，但是這一結果存在著明顯的低估問題。一些修正后的結果顯示現在城鎮內部收入差距超過了0.4，成為當前收入分配領域中的最突出的挑戰。城鎮內部收入的擴大中，由于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造成的財產性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和行業壟斷和部門分割造成的行業收入差距擴大是兩個關鍵因素。
（5）總體收入差距。我國居民總體收入基尼系數從2001年的0.45左右上升至2007年的0.48。2007年以后尚沒有最新的有代表性的全國收入調查數據，課題組綜合分析認為，最近3-4年全國收入分配差距可能略有上升，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狀態。但是，“灰色收入”問題還在相當程度上存在，腐敗帶來的部分人群的巨額“黑色收入”更是不容忽視，這些因素都給總體收入差距的變化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2．在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過程中，歷史形成的政策因素和制度障礙所產生的作用是主要的，也是主導性的。在中國收入分配格局中，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尤其是前者）長期占據支配性地位。城鄉差距過大與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的制度安排密切相關，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及其擴大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是體制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造成的。除此之外，由于要素市場改革不徹底和體制原因造成的行業壟斷因素，對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也起了重要作用。以金融業為例，金融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2003年比城鎮平均工資高49%，到2009年要高87%。分析表明，壟斷行業與競爭性行業的工資差距中，有三分之二要歸因于壟斷因素的作用。不僅如此，城鎮內部社會保障制度的分割也造成了不同人群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
3．均衡性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對抑制地區間差距擴大起到了明顯的作用。得益于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以及東北振興這三大區域發展戰略，順應我國產業結構梯度轉移的趨勢，我國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工業發展以及對外開放水平也不斷加速，2005年之后尤其明顯。由于這些變化，2006年至2010年，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GDP平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3.2%、13.9%和13.6%，均高于同期東部的平均增長速度（12.3%），地區發展差距明顯縮小。
4．農村扶貧開發顯著地縮小了貧困農村和普通農村的發展差距，貧困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仍在擴大。2002-2009年，全國扶貧重點村農戶和重點縣農戶的收入明顯快于全國農村的平均水平，重點村和重點縣農戶平均收入與全國農村平均收入之比分別上升了5個百分點和3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扶貧項目的實施，還顯著提高了貧困地區農戶的生產能力和參與市場的機會，并減少了農戶的脆弱性。但是，在扶貧重點縣內部，20%最高收入組農戶與20%最低收入組農戶的收入比從2002年的4.6擴大到2009年的5.5，雖然低收入群體也從農村扶貧投資項目（包括基礎設施類項目）中受益，由于高收入群體對扶貧項目的利用能力更強。從總體上看，農村扶貧資金的使用有助于緩解全國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并顯著地促進了減貧。此外，參與開發式扶貧項目的農戶收入增長明顯快于非項目戶，對貧困地區農戶實施的補貼也略微降低了總體的農村收入不平等指數。
5．戶籍制度放松和促進勞動力流動的政策，對于降低農民工內部以及城鎮勞動力市場的收入差距具有積極的影響。隨著我國勞動力市場供求態勢的改變，加上政策放松帶來的城鄉人口流動性的進一步提高，農民工收入在過去10余年間出現了趨同現象。調查表明，收入最高與最低的10%農民工的收入比從2001年的5.9倍下降到2010年的3.8倍，下降幅度達到35.9%。農民工工資的基尼系數同期下降了20%。在控制了勞動力的年齡、教育水平和工作經驗等因素后，因為農民工身份帶來的農民工與城鎮本地工人工資差距在2001年為11%，到2010年逐步下降到5%。現有統計中，由于沒有把農民工這一群體進行充分考慮，會導致對收入分配差距的高估。
6．農產品價格的放開有助于縮小農村內部的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根據對2003-2009年省份面板數據的分析，平均而言，農產品生產價格總指數上升1個百分點，農業經營收入將上升0.63%，農村人均純收入將上升0.27%，并使城鄉收入差距縮小0.37%。種植業產品生產價格指數具有大體相當的效應，對城鄉差距縮小的作用則更為顯著，該指數每1%變動帶來城鄉收入比0.6%的下降。分析還表明2000-2009年，如果全國各省份的農民經營收入都增加1%，全國省際農村居民的純收入的基尼系數將減少0.55%~0.65%。因此，農產品生產價格總指數和種植業產品生產價格指數的上升有助于縮小農村內部差距和城鄉差距。但是，糧食零售價格指數的上升對農民增收以及縮小城鄉差距的作用則比較有限，該指數在較大程度上受到流通環節的影響，由此所導致的價格指數上漲并未能夠促成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還可能推動物價總水平的明顯上升。
7．農村土地流轉總體上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可能使農村內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計量分析顯示，中國過去較為平等的土地分配，有助于縮小農村內部收入分配差距。2002年我國《土地承包法》的出臺，推動了農村土地的加速流轉。基于1993-2008年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調查數據分析表明，人均土地流轉量每增加一單位，人均農業收入就增長5%，人均非農業收入增長22%。土地的流轉促進了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從而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是，土地流轉對非農收入的影響更顯著，而非農收入差距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貢獻不斷上升，這可能會導致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擴大。
8．免費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實施對于縮小西部地區的城鄉差距具有直接作用，而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拉大收入差距的作用。2006年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率先在西部地區實施，并于2008年覆蓋全國。據統計，同時享受“兩免一補”（寄宿生生活費補助）的貧困家庭學生，小學生平均每年減負510元，初中生達620元。計量分析表明，這一政策對縮小西部地區的城鄉差距具有顯著作用，但對全國總體城鄉差距的影響有限。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雖然農村學生的大學入學率較改革前明顯增加，但一些案例研究表明，農村和貧困學生進入重點高校的比例卻在下降，由于名牌大學和非名牌學校的教育回報率存在顯著差異，高等教育的改革至少在短期可能會拉大收入差距。此外，由于中高端勞動力短期性的過剩供給、對勞動者保護措施的不完善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我國人力資本存量的提高并沒有帶來勞動收入在GDP比重的提高。
9．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改革總體上促進了地方政府財政能力的均等化，但還有較大的政策改進空間。旨在促進地方政府財力均等化的政策不直接影響居民的收入分配，但為居民收入分配提供改善的財政基礎。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稅收返回占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的比重從1996年的72.9%下降到2010年的15.5%。按照可比標準，專項轉移支付比重在同期由18.3%上升到39.3%，一般性轉移支付從8.8%上升到45.2%。對省際人均財力的指數分解顯示，稅收返還具有拉大地區財力差異的作用，但其影響在2004年以后已經非常有限，降低稅收返還的比例本身具有重要的均等化效果。專項轉移支付和一般性轉移支付都促進了省際間的財力均等化，兩者對財力均等化的作用基本相當。2009年，專項轉移支付和一般性轉移支付每增加1個百分點，分別帶來地方財力基尼系數0.17和0.14個百分點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在構成一般性轉移支付的項目中，并不是所有項目均具有縮小地區收入差距的作用，如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和定額補助就起到了擴大收入差距的作用。
10．農村稅費改革和收入所得稅起征點的具有直接的收入均等化效應，與財產和資本相關的稅收改革的再分配效應有待進一步觀察。農業稅費的取消，每年減少農民負擔1300多億元，人均減負140余元。2011年9月個人收入所得稅起征點從2000元上升到3500元，使全國工薪收入納稅人數將從8400萬人減少到2400萬人，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但是由于以上兩項改革所涉及的稅收的絕對數額相對較小，對縮小總體收入差距的效應不是很顯著。在財產和資本相關的稅收方面，2008年暫停征收利息稅使中高收入階層更收益；房產稅的改革還處于試點階段，目前對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有限，但預期在未來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11．隨著我國進入城鎮化中期以及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加上一系列有利于公平分配的政策的推動，我國的收入分配變化可能已經迎來一個轉折期。導致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緩解的因素中，既有農產品價格上漲、經濟刺激政策帶來農民工就業擴張和工資上升等臨時性因素，更有勞動力供求態勢逆轉帶來勞動者工資上升、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程度不斷提高等長期性因素，后者為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提供了有利的基礎性條件。未來幾年里，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可能進一步趨緩甚至出現短暫的下降。轉折期的到來，并不意味著中國收入分配差距到了庫茲涅茨拐點并步入逐漸下降的通道，而是指抑制收入差距擴大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有利因素在逐漸加強，不利因素在逐漸削弱，但收入差距可能在一段時期內繼續保持在高位。這一轉折期的長短不僅取決于不利的制度因素在多大程度以及以多快的速度被消除，從而充分發揮經濟社會結構和勞動力市場供求格局改變對改善收入分配的潛在作用，還取決于政府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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