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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郭凱 |
郭凱在哈佛讀書的時候開始寫博客，很快受到青年學生的追捧。幾年下來，結集為《一沙一世界：郭凱經濟學札記》出版，成為暢銷書。這次他再接再厲，把在《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發表的專欄文章結集成書，取名《王二的經濟學故事》。王二是虛構的人物，在郭凱的故事里，他一會兒是佃農，一會兒是進城的打工仔，一會兒又搖身一變成了小企業老板或寫字樓里的小白領，總之，他是中國普通大眾中的一員。透過王二時而平淡、時而光怪陸離的故事，郭凱把中國重大的經濟問題信手拈來，把本來深奧枯澀的經濟學原理活靈活現地呈現給普通讀者。
小到超市購物、大到買房置業，我們每天都在做出經濟決策。朦朧中，我們都感覺到自己的決策受國家政策的影響，但究竟是如何受到影響的，并不是每個人都清楚。比如，中國外匯儲備越來越大，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人民幣升值是讓普通人的財富增加還是縮水？這樣的問題，經濟學家也未必全搞得清楚，更別說給普通老百姓說明白了。郭凱卻用王二的故事，輕松地說清楚了。
比如，在《賣糧的困惑和外匯儲備縮水》這個故事里，郭凱用王二賣糧的故事把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外匯儲備價值的影響說清楚了。過去，國家從王二那里低價收糧，一毛多錢一斤，但王二省吃儉用，也存下了25000元的現金。后來，國家照顧農民，把價錢提高到三毛錢，別人都說是好事，王二卻犯疑惑：撂在過去，他的存款可以買20萬斤糧食，現在才能買8萬多斤，他的存款的實際價值豈不是縮水了嗎？王二的存款就是中國的外匯儲備，國家的收購價就是人民幣匯率；王二對他的財富縮水的擔心就是我們中的許多人，包括許多經濟學家對外匯儲備縮水的擔心。郭凱是如何說服王二的呢？讀者讀了《賣糧的困惑和外匯儲備縮水》這個故事就知道了。
郭凱的專業是國際金融和開放宏觀經濟學。記得有一年他放暑假回北京，我和我的學生一起去十渡玩，在路上我們討論如何向普通人說清楚匯率是什么。這當然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因為即使是對于職業經濟學家來說，匯率的作用也不是全都清楚的。郭凱花了很大的篇幅，用王二的故事來講清楚匯率是怎么回事兒，特別是固定匯率對中國意味著什么。每篇故事都很精彩，我最喜歡的是《王二兌酒和操縱匯率》《集市中的“君子協定”和價格干預》《王二打醬油、固定匯率和通貨膨脹》三篇。
在王二兌酒的故事里，王二是賣酒的，和他的競爭對手李四的兌酒方法略有不同。王二的方法是往水里兌酒，一桶水里兌上半桶酒，酒的味道也不錯；李四的方法則是往酒里兌水，但加水沒有定數，到口感合適為止。市場好的時候，兩家相安無事，市場差的時候，兩家就為誰造假更多吵得不可開交。可是，村里其他人都知道，兩家都往酒里摻了水，半斤八兩而已。郭凱告訴我們，中國的固定匯率制度，就是王二的兌酒法，而美國的所謂浮動匯率，就是李四的兌酒法；美國指責中國操縱匯率，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對普通人來說，匯率形成機制高深莫測，郭凱卻用王二和李四的兌酒法把它說清楚了。
王二趕集的故事稍微復雜一些，簡單地說，王二所在的王村和隔壁的李村，一個專門種蘋果，一個專門種梨，兩村總想用君子協定把蘋果和梨的交換比例固定下來，但因為蘋果和梨的收成波動不同步，總是有像王二這樣的村民乘機干投機倒把的勾當，最終讓君子協定失效。郭凱通過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維持固定匯率的代價是高昂的。
王二打醬油的故事很簡單，但道理卻不簡單。王二是個精明人，他發現隔壁李村的醬油比王村的便宜20%，因為李村的雜貨鋪積壓了一批進價低的醬油，因此他總是舍近求遠，跑到李村去打醬油。可是，他的小聰明很快就被其他王村人發現了，結果人人都到李村打醬油，李村雜貨鋪的低價醬油告罄，只好也賣高價醬油。人民幣對港幣通過美元基本上維持了固定匯率，內地的物價這幾年漲得快，因此出現有人到香港買醬油的事情。郭凱告訴我們，不能期待香港的物價一直低于內地，香港物價一定會漲，直至以人民幣計價的物價和內地的物價持平為止。用一個簡單的故事，郭凱說清楚了一價定律，捎帶也說明了匯率的價格傳遞效應。
郭凱供職的單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如果存在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話，那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肯定是這種經濟學的大本營之一。但是，即使真是這樣，郭凱也沒有變成一個“新自由主義者”。在《王二的經濟學故事》里，他專門用一章討論市場和公平問題。他當然不是新左派；和多數經濟學家一樣，他堅信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有效性。但是，他也不是那種視市場為圭臬的右翼經濟學家，忘記了市場的分配功能。這在《王二施粥和春節火車票的分配》這個故事里反映得最清楚。
王二是個善人。當地發大水，許多人家開始斷炊了；王二開糧店，手里有點兒余糧，于是決定施粥賑濟。但是，人多粥少，王二犯了難：該如何分配粥呢？他兒子學過經濟學，告訴他，老爸，簡單得很，你把粥賣給那些出價最高的人，人家亞當?斯密幾百年前就把這件事情想通了。王二不愿別人說自己賺黑心錢，最終還是決定靠排隊解決粥的分配問題。
郭凱告訴我們，春節火車票該不該漲價，面對的是和王二一樣的難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車票問題“實際上是有限的火車運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問題”。春節到了，每個離家的人都想回家，對火車票的需求因此極其缺乏彈性；而另一方面，火車的運力也不可能在短期內提高。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你如何漲價、設計何種方案，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的：總是有人會無法回家。而這些被擠出的人可能不是隨機分布的，郭凱問：“我們擠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會里的弱勢群體？”
我自己也寫過春節火車票該不該漲價的文章，表達的想法和郭凱的基本一致，但當時寫得非常艱苦，因為要把其中的道理說清楚并不容易。郭凱具備那種洞穿池底的本事，用王二的簡單故事，道出了圍繞著火車票該不該漲價的各種爭論的本質問題。學者有很多種，郭凱不屬于書齋里的那種。這讓我想起了法伊德·扎卡利亞。和郭凱同出哈佛的扎卡利亞博士曾師從亨廷頓，不到30歲就擔任《外交》雜志的執行主編。正當學界期待一位學術大師誕生的時候，扎卡利亞卻決定投身新聞界，擔任《新聞周刊》的國際版主編，后來又進軍電視媒體，在CNN主持自己的一檔國際評論節目“全球公共廣場”（Global
Public Square）。我想，郭凱終究是要回到中國的；在中國這個巨大的舞臺上，無限多種可能性在等待著他。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姚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