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崩離析》
作者：[美]莫雷
出版：Crown
Forum |
2008年金融市場崩盤，促發了美國經濟的嚴重衰退，至今失業居高盤桓，復蘇過程遷延多磨，令失落徘徊的人們質疑，這場病究竟是急性感染呢，還是沉疴的一次急性發作？越來越多的明達之士，無論在民間或在官方，都發出此等疑問。
《金融時報》的美國專欄主筆盧斯（Edward
Luce）有廣泛的影響力，他在游走美國考察三個月之后認為，美國所患，乃是慢性沉疴，問題具有整體性，而且仍在深化中。據他的測算，2009年起經濟止跌回升以來，兩年內美國家庭的中位收入的真實價值反而下降了$2000，這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以來從未有過的。可堪憂慮的是，美國的領導層對此無從響應，甚至不敢直面深層次問題的癥結。表面上，是兩黨政治家各執一偏在纏斗，根子卻出在利益正在分化和對峙的民眾本身。盧斯提出，要挽回頹勢，美國不得不施行大手術，包括推行大規模的“馬歇爾計劃”。救助的對象，和前次不同，不再是歐洲和日本，而是美國的中產階層本身。盧斯的悲觀看法，以及建議采取的斷然措施，從他新近出版的《該認真了——下挫中的美國》（Time
to Start Thinking ——America in the Age of
Descent）的封面就可看出：一面下垂的美國國旗，末端已見襤褸，中間燒灼的焦黃里，火苗正在展露。
盧斯對時局的判斷，由另外一本書得到印證，它就是本文要評述的《分崩離析：美國白人五十年（1960-2010）來的惡化》（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美國的頂級社會評論家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對它評價極高，推崇為美國社會政策基礎研究的扛鼎之作，是這個領域近十年來最有價值的著作。考慮到布魯克斯和莫雷（Charles
Murray）兩個人的價值觀和取向立場幾乎正相反——前者是著名的自由主義斗士（liberal），后者則堅定地捍衛自主行動和采取自由意志主義的立場（libertarian）——你不難明白，莫雷的這本新作，實力以及其中揭示的矛盾的深度如何了。
莫雷開宗明義，指出美國社會當前分化的裂隙主要是在階級，而非人們通常以為的那樣以種族或性別為界線。分化得最顯著的群體是白人（不包括西裔白人在內）。他用大量人口普查的數據來證明，頂端20%的白人（家庭）和底層30%的白人（家庭）之間的差異在持續擴大之中。造成分野的主要來源是底層群體的“陷落”，和頂層群體的“疏離”。五十年來這些“本質性”的變化有其深刻的根源，有些力量是很難抗拒的，如同冰川的移動或消融。莫雷說他的這本書主要是使人認清，1960-2010年來美國白人兩極化的衰敗狀況，背后的力量則不在書的討論范圍之內。筆者對此的理解是，莫雷的意圖，是只談what，why
的方面點到為止，而how (to correct)
幾乎不觸及。
從莫雷陳述的焦點，及其摘引數據的側重，我們很容易體會到他的關注和憂慮，及其呼吁的要點，是美國主流社會國民精神的消退。他的分析范圍限制在美國壯年白人，年齡段在三十至四十九歲，時間跨度則為1960-2010年，實際的起點是1963年11月21日——肯尼迪總統在達拉斯被刺殺的那天，作者把它看作美國社會分化演變的分水嶺。
莫雷依據的數據主要來自十年一度的美國人口普查（CPS），和芝加哥大學的全國輿情研究中心的常年調查（GSS,
General Social Survey）。人或人群所屬的階層或階級主要按年收入的高低的“百分位數”來劃分:
即從最頂端的100%th到最低端的1%th來排列。比如說，一個人的年收入在80%th，也就是百分位數80的階層，是指有（不多于）80%的人的收入在那人之下。依此計算，你的年收入的百分位數如果是7的話，表示最多有7%的人的年收入比你還低。
為了可以客觀地橫向比較，收入和價格等數據全部轉換為統一口徑，即以2010年的美元來計值。對于長程的社會-經濟現象的研究分析，這個處理非常有用，可以避免許多錯誤的印象、不必要的誤判和謬誤的結論。作者明確，按通脹和實際購買力縮水來折算，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的經濟數據的貨幣價格相對于2010年，其乘數分別為7.41、5.61、2.64、1.67、1.26。如果1980年你的薪酬是$10000，那就相當于2010年的$26400，而你在2010年賺了$100000只相當于1960年的$13495。
以此折算，1963年11月的物價相當于2010年的美元價格（乘以1963年的美元指數7.2），汽油每加侖$2.06，雞蛋每打$3.92，一輛中等汽車$26000，年收入在$100000
以上的家庭不到8%，而超過$200000的家庭連1%都不到。
為了描述易于理解，作者以“雙鎮記”的形式來講“階級分化的故事”。他把處于百分位數80（即80%th，年收入在最高20%的群體）的白人看做是“貝爾蒙”鎮的居民，而把處于白分位數30（年收入處在最低的30%的群體）的白人看做是“漁鎮”的居民。為了說故事而虛擬出來的這兩個鎮——美國白人分化嚴重的兩個子群體的縮影——是以真實存在的兩個郵政編碼區為藍本的。貝爾蒙鎮實際坐落在波士頓近郊的富人區。2000年那里的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為$124200，百分位數是97，成年人中有63%擁有大學（或以上）學位。漁鎮實際坐落在費城近旁的窮人區。在2000年，那里的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為$41900，百分位數是8；成年人中只有8%完成了大學學位。按莫雷的定義，在2010年，能住進貝爾蒙鎮的美國人里，有76%為白人，亞裔占其10%；能成為漁鎮居民的美國人里，有63%的白人，黑人占了12%，另有16%的西裔。
該書的內容十分豐富，筆者擬就四個方面做簡單的介紹：美國白人中產階級兩極分化的概貌；數據和考察方法的一些特色；作者的經歷和他的取向；我們能從中汲取什么教益。
莫雷著眼于四個方面：a.婚姻和家庭狀況；b.工作態度；c.個人的誠信狀態；d.信念和信仰狀態。其中
b和 c 是社會公認的兩個主要的“個人德性”，而 a 和 d
則是微觀層面上的兩個基礎社會建制。作者強調，它們是美國之所以興旺起來，并能保持強盛的四根“支柱價值”。
a.美國主流白人社會的婚姻和家庭狀況五十年來有令人震撼的淪喪。兩個鎮的居民（三十至四十九歲）的婚姻狀況差別懸殊：貝爾蒙鎮的白人在婚姻狀態的有84%，而漁鎮的白人處在婚姻狀態的不到一半，48%。在1960年代，這兩個百分比分別為94%和84%。漁鎮的白人不結婚或無法結婚的，過去五十年里上升了36%，離婚率則從不到5%上升到了現在的34%。非婚生子女歷來很低，不到3%，1960年代后突然崛起，到了2010年接近29%。
從密切相關的另一個數據，孩子和不滿四十歲的母親同住的百分比也可看出：1960年為95%，到2005年只剩37%了。作者甚為憂慮，這些蛻變很可能已經走上了不歸之路。
上述的分化趨勢也反映在其他三個“支柱價值”上。
b.通過家庭每星期平均工作的小時數來考察民眾的勤奮程度，是社會調查常用的一個指標，貝爾蒙鎮和漁鎮的居民這方面有著明顯的分野。從家庭的家長（或配偶）平均每周工作是否達到四十個小時的百分比來看，1960-2010的五十年間，貝爾蒙鎮居民的變化不大，從90%微降至87%；漁鎮居民的下挫卻十分驚人，從81%跌到了53%。
再細看一步，漁鎮的婦女每周工作至少四十個小時的比例從1960年的64%只略微下降到2010年的60%。以美國白人男子為其主力的藍領就業狀況的問題，就更形突出了。
c.
用一個負面的數據——居民中罪犯的比例，來刻畫美國民眾的誠信狀況這些年來發生的變化。從囚禁在聯邦和州立的監獄里的美國成年人數（十八至六十五歲）來看問題，1974-2004年的三十年里每十萬漁鎮居民中，囚犯平均數從兩百十三人劇增到了九百五十七人；每十萬貝爾蒙鎮居民里的囚犯，則從十三人增為二十七人。
通常人們認為白領在合同財務方面的犯罪傾向較高，實際情況并不盡然。在暴力型和財產型兩類犯罪的比例上，漁鎮的居民都要超出貝爾蒙鎮居民。五十年來兩者的差別由數倍擴大到了數十倍。
d.接下來看美國社會的信仰狀態。兩個鎮在世俗化上分別不太大。坦承自己不信神的人，在漁鎮，從1970年代的3%上升到了2010年的21%；在貝爾蒙鎮，則從1970年代的8%上升到了2010年的20%。不過莫雷認為，實際上不信教的人要遠遠超過此數：在同一期間，漁鎮的居民實際上沒信仰約束的，從40%上升到了57%，而在貝爾蒙鎮居民中的這類人，則從大約30%上升到了38%。
與此對照，信徒上教堂勤做禮拜的人卻在減少：同一期間，漁鎮的信徒中勤去教堂禮拜的從開始的55%下降到了期末的40%，而貝爾蒙鎮的信徒則從起初的64%下降到了期尾的55%。
美國民眾宗教信仰的低落，標志著社會的一個傳統凝聚力——莫雷稱其為“社會資本”——正在趨于弱化。
莫雷并沒有按馬克思主義的標準定義，即以“生產資料的所有關系”來劃分階級，而是結合了物質收入和文化精神生活兩個要素來定位。他把過去的富人階層叫做“老富人”（old-money
rich），老富人住的房子可能大一點，多開了幾輛大汽車，然而在精神生活的品質上，并沒多大不同，也沒形成自己特有的價值取向和語匯觀念 (value
code)。真正的階級分化，在莫雷看來，是在1960年代以后才逐漸形成的。“新貴”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們對信息、知識、技能的把握，故稱之為知識精英、教育精英或認知精英，他們人數少，素質高，構成了新的上層階級。區分出等級階層的一個核心標志，是受教育的時間和品質。莫雷的數據證實，新貴的收入和教育及智商的相關程度極高，幾乎可以說，是
“二位一體”的。
莫雷專辟了章節來論述處于新上層的父母是怎樣培育他們子女的。他指出，美國婦女生育第一個孩子的平均年齡，沒有完成學士學位的是二十三歲，有大學文憑的為二十九點五歲，擁有更高學歷的則在三十一點一歲。這樣的母親教養子女，更有經驗，條件也更好。其結果，是更懸殊的差別。
書中摘引說，教育良好、素質優異的學生越來越集中到頂尖的大學里。以入學的一個重要標準，SAT的成績為例，1961年耶魯大學有25%的學生SAT考分在六百分以下，而五年后低于六百分的只剩下9%了。今天，
SAT成績處于頂端5%（即百分位數95）的美國學生，有20%云集在最頂尖的十所大學里，有50%在最好的四十一所大學就讀，有高達74%集中在前列的一百零五所大學里；被那些學府錄取的學生，總共才占了全部入學新生的19%。
莫雷特意引用了微軟的蓋茨先生的一句判斷“軟件行業說到底不外乎IQ的生意”，來表達他的意圖。他想說的也許就是，美國新的階級分野乃源于“教育和智力的所有關系”。莫雷認為這是一種“自然的力量”，他承認造成的分化將來更難逆轉。
莫雷把解析的對象，限定在了成年白人，對演變不追究原因，也不建議糾正措施，顯然是為了避免紛爭。但是他的主題和指向，必然會激起大爭議。事實上他一直是美國最具爭議的社會問題作家。1994年他出版的《鐘形曲線——美國現實中的智慧和階級結構》，曾撼動了美國甚至歐洲，既是1996年共和黨發起的檢討社會福利政策的理論依據，又成了左派強烈抨擊的靶子。為了幫助理解，這里對他多幾句簡介，相信不會多余。
莫雷于1943年出生在愛荷華州的一個愛爾蘭裔家庭，父母嚴謹保守，而他卻離經叛道，是個“不良少年”。但他天賦極高，被破格推薦到哈佛讀歷史。1965年畢業后，他參加和平軍到泰國鄉村工作了六年，并和替他補習泰語的泰國姑娘結婚，生有兩個孩子，十四年后離婚。1974年莫雷在MIT獲得政治學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內容是關于泰國的鄉村治理問題。從泰國返回后，莫雷一直在立場保守的智庫機構里做長程研究和數據分析。著作累累，影響深廣但爭議不斷。他是個“自由意志主義者”，并專門著書闡明自己的立場。莫雷對中國和日本的文明評價極高，認為在某些領域里“它們代表著人類所能取得的至高成就”。
至于這本書有何教益，我們中國人能從中汲取些什么，是個更大的題目。注意看一下本書的封面，在高腳酒杯里白葡萄酒的陪襯下，下面那個擠扁了的空易拉罐，顯得格外寒磣，不妨引申開來想象。
曾經有大約十五年的時間，美國甚至被稱為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單極超霸”，不但軍事、科技、經濟、規則制定、貨幣發行，而且文化、觀念、語言、價值符號，都是鰲頭獨占，幾乎無人挑戰。如今這樣的陶醉已然遠逝，憂心忡忡的莫雷在書中要傳遞的訊息，是堡壘的攻破往往從內部精神的陷落開始。這個道理，對于其他國家，想來也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