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德蒙福特大學衛生政策研究部主任、公共政策系教授羅布·巴戈特所著的《解析醫療衛生政策》一書，是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解析福利：社會問題、政策與實踐叢書”引進的第七本。這套叢書由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知名高校社會學和公共政策院系的知名教授所組成的叢書編委會選定引進，全部由國際知名學者撰寫，梳理社會問題、社會福利和社會政策理論脈絡，并主要以英國等歐美國家上述方面的政策實踐對理論進行了求證分析，提出了若干建議。我國正在積極完善公共福利體系、加強社會建設，與之同時也面臨著社會急劇轉型過程中帶來的諸多新風險、新問題，亟需了解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歐美國家社會建設和社會福利體系發展中遇到過的經驗教訓，“解析福利：社會問題、政策與實踐叢書”就提供了原汁原味的英國案例、歐美案例。
衛生醫療政策是社會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現代歐洲國家開始搭建社會福利網之時，就著手改進衛生醫療政策；而分別在歐美國家二戰后大力推進公共福利體系建設、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在公共政策領域實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若干原則的過程中，衛生醫療政策也始終占據了重要地位。按照羅布·巴戈特在《解析醫療衛生政策》書中的說法，以二戰后的英國為例，醫療衛生政策始終成為高調的政治議題占據該國政治舞臺，決定著主要的政府與公共議程，諸多壓力團體和社會運動紛紛參與其中；這項政策施行的成效，也決定著政府的民意支持率。
《解析醫療衛生政策》書中主要內容可以分為三大塊，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別探討英國政黨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英國政府、議會、媒體、壓力群體對醫療衛生政策的影響情況，以及作用機制；第二部分包括第七章到第九章的內容，主要從英國地方和地區層面考量政策施行、執行情況；第三部分則在討論全球化機制對英國醫療衛生政策的影響，并總結這項政策的演化及得失。
英國醫療衛生政策為何能穩中求進？
書中第一部分的內容，可以讓人提煉出一條經驗，即信息透明、充分討論基礎上的民主體制，是確保醫療衛生政策始終反映所在國民眾意愿、促成各類利益集團達成暫時共識并推動政策不斷優化調整的制度保障。二戰后英國保守黨和工黨更迭執政，期間也經歷了大政府主義、新自由主義等起主導作用的意識形態因素的變化，但醫療衛生政策并沒有完全依照執政黨派或意識形態而發生劇烈調整。選舉政治和反對黨、其他壓力群體的存在，讓執政黨派必須依照民意，對醫療衛生政策“動小手術”，不能按照政治領導人的興趣意愿動輒“大動干戈”。即便強勢如撒切爾夫人這樣的政治家，其推動的國企、國有壟斷行業私有化進程，在醫療衛生政策方面都不能不停下腳步；進入21世紀后，英國保守黨和工黨關于醫療衛生政策的立場已經趨同。
在英國政府內部，衛生部是醫療衛生政策的職能部門，社區和地方政府部、內政部等多個部門也有部分職責涉及醫療衛生議題，形成了一貫的制約關系；英國首相通過其醫療衛生政策顧問對部門履職進行干預；財政部則發揮把關作用，千方百計檢測這方面的公共開支，建立跨部門審查。除此之外，在醫療衛生政策領域，英國政府還積極引入社會組織參與。
英國醫療衛生政策的缺陷
盡管從英國政黨政治、政府部門履職間的相互制約監督等角度，可以提出英國醫療衛生政策具有科學性、穩定性這一結論，但近年來，這樣的科學性、穩定性也受到了沖擊。《解析醫療衛生政策》就此做了剖析，其中教訓對于正在推進醫改的我國內地，也具有警示意義。
首先，英國議會對醫療衛生政策的影響微乎其微。英國議會有多種質詢政府的手段，下院議員可以正式提出質詢，發起或促成辯論，以及發起或支持“早期動議”；還可以組織特別委員會就政府政策進行調查；在立法、政府開支等環節給予審查。而在英國參議院，有時也可以促成政府修改立法提案。但上述手段隨著議會相對政府權力的下降，已經不再具有太大作用，議員對醫療衛生政策的審查往往只能從局部、邊緣性的角度切入，在政府領導人強推某項改革時則不能發揮阻攔或促成重大修改、讓步的作用。
其次，對推動政府與公眾議程具有重要作用的媒體，以及新興的互聯網社交網站，對健康和疾病的報道，存在極大的偏狹性。舉例來說，媒體和網站都聚焦“值得報道”、有噱頭可炒作的疾病，如女士乳腺癌、男士前列腺疾病等，并不是按照疾病對人的威脅程度及死亡率、發病率等因素來設定議程。又如，媒體、網站更喜歡關注可能會讓讀者、受眾感到恐懼（由此帶來關注）的疾病，對慢性病等危險考慮不足；對大醫院的尖端新技術津津樂道，而不愿意關注對更多人有用的社區醫療服務。“最壞入侵者”默多克及其執掌的新聞集團，成為英國媒體行業重要攪局力量之后，英國媒體的報道方向趨向簡化、夸張、制造刻板形象和在諸多議題中挑選特定議題。
再次，不同壓力群體因其不同的組織化程度、動員能力，而在向醫療衛生政策決策者施加壓力的方面，具有不同的影響能力。醫師、護士群體組成的等職業和勞工組織，藥品行業、私營醫院組建的協會及游說公司，病人團體，慈善團體等，都是可能影響英國醫療衛生政策的壓力群體。問題在于，病人團體和慈善團體由于組織松散、動員能力較差，在影響政府與公眾議程的能力方面，顯然不如前兩類群體。
第四，英國醫療衛生監管系統運轉的效能，近年來受到懷疑，這很大程度上源于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影響下，當“政府監管”本身成為政治領導人所認為的“問題”進而推動的“去監管化”運動。這就造成了英國近年來接二連三出現醫療丑聞，如布里斯托皇家醫院兒外科的糟糕條件，布里斯托和利物浦阿德勒·海逸醫院的偷竊亡故患者器官丑聞，以及全科醫師哈羅德·希普曼被發現謀殺老年病人的個案，等等。丑聞的出現，才使得英國政府開始重新加強該領域的立法，著手完善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