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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2 作者：潘啟雯 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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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是個好東西》
作者：曹爾階
出版：人民大學出版社 |
在經濟學家曹爾階80多年的風雨人生中，有60多年同投資打交道的經歷。他多年在財政部、建設銀行從事投資管理的實踐和理論研究，先后任中國投資咨詢公司總經理、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高級顧問，并曾任中國投資史研究會理事長，見證和參與了新中國一些重大建設投資項目的調研、論證、審批，參與制定了相關的政策和法規。因此，這本《資本是個好東西》，凝聚了他數十年來在投資問題上的經歷和研究成果，其中的歷史反思以及對現實思路的探討，對下一步的改革、發展、創新的建言，顯得極為厚重，極具啟發意義。
在投資管理的實踐中，曹老先生深深體會到“資本創新和擴張”的內在秘密，因而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遭遇的諸多經濟問題，都嘗試從資本形成機制的角度加以闡述。
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切收支集中于財政，一切信用集中于銀行。但即使在那樣的情況下，也沒有堵塞資本的擴張和形成機制的創新。例如，財政部門就曾利用建行發放“小型技術措施貸款”、“出口工業品貸款”，以及直接利用預算內外的各種挖潛改造撥款等，擴張財政超收的資本；又如一些地方政府曾采用平調集體資金，企業的“基建擠生產、生產擠大修、大修擠成本”和亂挪亂拉貸款等，那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資本擴張。改革開放后，盡管政府一貫強調控制信貸規模，但投資規模膨脹即資本擴張仍一次又一次地發生：1982年企業和地方動用預算外財力的投資熱；1987年至1988年的“證券集資熱”、“信托公司投資熱”、“地方辦金融熱”；以90年代的“假拆借”和“繞規模貸款”等近乎違規的金融舉措，提供了辦市場和鄉鎮企業的原始資本投入……所以，曹老先生說，回顧這60多年資本創新的歷程，創新與違規，真理與荒謬，其實只有一步之差！關鍵在于金融管理部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善于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善于從制度改革上理順生產關系，激發、保護和駕馭一切資本的積極性，為資本形成機制的創新鳴鑼開道，盡可能把一切閑置的社會財富轉化為創造財富的資本，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開拓道路。
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那些年的經歷，曹先生會有在本書中的這些思考。尤其在第四章“國家投資、國家干預、國有化和私有化”中，以1985年全國推行“撥改貸”為例，從功績和扭曲兩個維度論述中國資本創新和擴張的歷程，兼具理性與客觀，堪稱全書點睛之筆。
在曹爾階看來，正是“撥改貸”，啟動了銀行職能的回歸，銀行信貸開始介入投資。“撥改貸”和信貸介入投資的改革，把企業還原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并讓企業明白不能無償使用資金，而必須以利息作為資金的機會成本再去經營收益，從而把加速資金周轉和提高經濟效益提上了議程。
當然，“撥改貸”的改革也有荒謬和扭曲之處：一是新建企業在一分錢資本金都沒有的情況下就向銀行告貸，銀行也竟同意。而還款時又用稅前利潤還貸，等于是用稅收償還。這其實是以“債”為“本”，“債”“本”錯位，顛倒了“債”與“本”的關系，以致不少企業在90年代中期陷入過度負債的困境。盡管荒謬，但卻構成了這一時期最主要的資本形成機制。二是銀行利用存款發放貸款，但投資性貸款的指標也要由國家計委分配。計委定項目，銀行奉命貸款——這又是另一種扭曲。但是，“撥改貸”改革相對于銀行職能的總體回歸，仍然利大于弊。
1995年，國內18個工業城市推行優化資本結構試點。當時，國有企業資本與負債的比例已低達2∶8，據測算，要把負債率降低20個點，至少要補充9500億國有資本。不久，工業城市優化資本結構試點擴大到100多個城市。政府以“紅頭文件”鼓勵兼并、規范破產，并采取對銀行逾期貸款掛賬停息或減免欠息等多種解困措施。由于種種誤解，政府高層嚴厲批判和禁止有關“債轉股”的銀行試點。直到1998年，因為東南亞金融危機，國內面臨國企過度負債的嚴峻困境，國有大中型企業三年解困時限緊迫，政府遂于1999年下半年成立了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并對相當一部分過度負債的大中型企業拖欠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實行“債轉股”。這個決策，結束了國有企業實行“撥改貸”以來長達15年的過度負債狀況，把顛倒多年的“債”和“本”的關系重新擺正。這實際上是對40多年“諱言資本”歷史的徹底否定和總體清算。
“債轉股”在資本形成機制上的最大創新，就是將當時4600億元企業欠銀行逾期未還的不良貸款，轉化為股份。“債轉股”，更奇妙的作用在于，不但化解了企業過度負債，而且化腐朽為神奇，優化了企業資本結構，憑空增加了4600億元的企業負債能力，成為那一時期增加銀行貸款、緩解通貨緊縮的一支“生力軍”。
自2008年始自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金融創新、虛擬經濟就成為各界爭論的焦點。對此，曹爾階的看法是：金融革命的主要意義在于創造了十倍、百倍于實體經濟的龐大的虛擬經濟，把人類社會從貨幣時代推進到資本時代，實現了交易于千里之外，結算于瞬息之間，在資金上超越了貨幣流、票據流，出現了電子資金流，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資金流通成本，加速了資金周轉。而此次發端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出的正是人們對金融風險的防范、控制和駕馭手段遠遠跟不上虛擬經濟規模的擴展，金融監管和全球范圍的金融協調遠遠落后于現實金融市場和虛擬經濟的發展。不過，曹先生依然對資本市場抱有信心：“隨著對資本客觀運動規律認識的不斷加深，人們終將能掌控和駕馭資本，猶如將一觸即發的強烈的雷電馴服成電弧燈和電話那樣，讓資本為人類造福”。
那么，究竟該怎樣駕馭資本呢？曹先生認為，企業駕馭資本，是“要以資本為紐帶，通過市場，組建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和跨國家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要“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而且要破除壟斷，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當然，在現代生產方式中，政府也已深入地融入經濟，政府掌控的包括土地在內的城市基礎設施資本，以及醫療科學教育資本，不但在資本形成機制中具有獨特的地位與作用，而且已發成規劃城市、布局產業、調控經濟的重要因素。同時，駕馭資本也要防止政府過度干預的副作用。為此，應繼續開啟和深化某些壟斷領域的市場化改革。
誠然，面對資本市場波譎云詭的不可預測性，人們不得不提高警惕，對當今中國面臨的全球化金融環境客觀審慎地深入思考。曹先生一再強調，今后30年，我們不但要把實體經濟的基礎做大做強，而且要致力于經濟的金融化，致力于駕馭經濟金融化。他為此謀劃的新設想是，在10年至15年內力爭使票據市場同銀行貸款相當；投資基金同銀行個人儲蓄存款相當；債市與股市相當；資產支持債券能占到債券總額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可考慮以合適價格讓渡國內的巨額儲蓄，但前提是必須力爭在經濟金融化方面獲得較好回報。
不難看出，曹爾階退而不休，是個“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國”的人。而他這本關于“資本”話題的學術寫作，仿佛就是關于“資本”的時空“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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