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攪動了世界》
作者：[英］喬治·馬格努斯
出版：廣東人民出版社 |
歐洲的繁榮是搶來的？
有一種非常有趣的觀點認為，歐洲的經濟增長是買來的，甚至可以說是搶來的，因為歐洲的開拓者、海軍和商人們都曾經蠻橫無理地爬上亞洲經濟巨人的肩膀。盡管哥倫布并不是第一個踏足美洲大陸的人，他只是在環球探險中錯判航向，因而誤打誤撞地發現了美洲大陸，但他的探險經歷絕對有資格享受這樣的美譽。其實，他的初衷只是想找到一條新的路徑，能比原來經阿拉伯和中亞的陸上途徑更快地到達東印度。他認為，如果能找到這樣一條新通道，西班牙就能找到新的市場，最重要的是，在香料及其他產品的貿易競爭中贏得對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的優勢。例如，早在10
到15 世紀，威尼斯和熱那亞等城市便已是強大的工業中心和富饒的貿易中心，并成為連接歐洲與亞洲的橋梁。但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及達伽馬在6 年之后繞過好望角,
則成為他們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歐洲的探險家們不僅擁有先進的科技及航海技能，更不乏強烈的興趣和動機去推動我們今天所說的“全球化”，把亞洲納入他們所掌控的貿易軌道。美洲大陸的發現給歐洲人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新財富——黃金、白銀及其他貴金屬，憑借這些財富，他們與亞洲開展商品貿易，買賣非洲奴隸，開辟和拓展新的亞洲市場，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繁榮。
實際上，美洲大陸為歐洲人提供了資本，讓他們有能力和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經濟體系展開競爭，并以更長的商業觸角向這個體系實施滲透。而歐洲人在這個過程中最常采用的手段就是武力，后來又進一步發展為殖民體系，唯獨對中國是個例外。財富、槍炮、遠洋艦船以及探索擴張的野心相結合，成為歐洲爬上亞洲這個東方巨人肩膀并進一步尋求全球霸權的決定性因素。
即便是在中國已經走上相對衰落的時候，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仍然在其著作《國富論》中指出：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埃及和印度斯坦這三個世界上曾經最富裕的國家，依舊憑借其農業和制造業的優勢而著稱……而中國則是一個比歐洲國家更富有的國家。
但斯密本人很清楚，時代已經變化。他指出，美洲大陸及途經好望角到東印度海上走廊的發現是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兩個事件，它們共同改變了世界秩序，使之發生了有利于歐洲的遷移。美洲大陸的意義在于它給歐洲帶來黃金、白銀、貴金屬和新市場等形態的新財富。而通往東印度和東方世界的便捷之路則讓歐洲能在全球經濟版圖中購買新的領地，為它們在亞洲及歐亞大陸之間賺得更多財富提供貿易通道。武力支持與追求財富、香料和亞洲異國產品的驅動相結合，促使歐洲人開始創建自己的跨國貿易公司，并全面滲入亞洲。
在亞當·斯密作此論斷的72
年之后，站在其意識形態對立面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這兩個事件給正在成長的歐洲資產階級帶來了活力。它們推動了歐洲商業、航海和工業的發展，進而促進了整個歐洲范圍內推翻封建社會的革命運動。對馬克思來說，這些推動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對其工業化進程至關重要。
未來10 年，“中國模式”靠什么走得更遠？
任何單一的觀點都不可能解釋為什么中國及其他古代文明沒能率先實施工業化并走上現代化之路。這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答案，其中既有山脈與大河的自然束縛，也有人口出生率和社會組織的人文局限，更有航海探險與金銀財富探索方面的技術障礙。
我們有理由撇棄這樣一種概念：某種形式的宗教所具有的優越性為歐洲“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發展奠定了基礎。因為僅憑“新教”根本就不足以阻止其他文明與文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但是，西方世界擁有某種內在文化優勢的觀點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浮出水面。直到20
世紀90
年代，前蘇聯和東歐解體之后，有些人還堅信，在現代化的交通通訊及工業化時代，只有以市場經濟和單極化民主政府為基礎的人類組織形式才是合理的。這絕對是自以為是的表現，或者說，是文化上的盲目自信，這種觀點在本質上就是錯誤的，它不過是一種傲慢與自大而已。
自金融危機以來，西方思想家越來越多地開始以反思和認知的方式去看待其他國家。在西方的文化與制度中，永遠不乏促進變革與改造、追求創造與自我完善的基本因素，盡管并非所有西方國家都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未來20
到30
年的情況果真如此，那么，我們就可以相信，西方社會的活力根植于靈活的機制、法制至上的根本原則、整個社會敢于在極端壓力下挑戰權威并實施結構性改革和追求創新的能力。在這一點上，西方與日本形成鮮明對比。在日本，強大的官僚階級以及對國家與社會同一性和凝聚力的過分迷戀，壓制了國家承受某種風險的勇氣，而這種冒險恰恰就是他們遏制并最終克服1990
年金融崩潰及整個社會快速老齡化等深層次問題所必需的手段。
這或許就是歷史帶給我們的最大教訓。對于中國而言，其過往長久以來的封建政治體制、以封建官僚為核心的社會文化的殘余影響，令中國的進步變革遭遇重重挑戰。與不斷發展中的動態法律體系相比，龐大的官僚機構造就了保守和單一的文化。因此，一旦進入現實世界，中國就必然要面對變革與外部思維的挑戰。那么，我們到底應該怎樣預測中國及其他新興國家在21
世紀第二個10
年的表現呢？盡管中國已全面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但是與歷史相比，中國是否真的發生了質變呢？
再進一步而言，盡管印度的民主模式仍異常笨拙，但它最終是否能以更加有效和穩定的方式發揮作用呢？盡管巴西、墨西哥和智利似乎已經為未來培植了更強有力的民主根基，但它們是否就可以因此而期待將在政治上更加穩定、在管理經濟周期上更加成功呢？這些國家畢竟不是簡單的出口依賴型經濟體。印度的核心在于世界一流的服務制造行業，巴西的優勢在于自然資源、石油及其在加工制造業享有的聲譽（比如短程飛機）。墨西哥則是一個將優勢資源綜合分布于農業、能源和制造業的國家。不能不提的是，他們的北面有一個更富裕的鄰國。
制度為萬事之本。以“亞洲四小龍”為例，他們曾創造過超乎尋常的經濟增長奇跡，這種能力成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標桿。當然，香港略顯游離于這個群體外的態勢，因為其發展并非源于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香港政治制度公正但顯然還不夠強大，教育水平也算不上先進（即便現在也如此）。但毋庸置疑的是，作為一個群體，他們都擁有令人炫目的成就。
20
世紀70
年代初，這四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口結構、勞動力、儲蓄特征以及人均收入還與拉美國家不相上下。而如今，從任何一個角度衡量，“亞洲四小龍”都已成為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之下，拉美國家則依舊停留于新興國家的行列，且大多數還只能算作發展中國家。他們之間最根本的差別在于，“亞洲四小龍”擁有相對完善的政治體制、開放式的經濟結構、飛速發展的教育，這種種因素使得其有能力獲取和利用新技術，而且所有這一切都處于嚴格的監管和強有力的集權式管理之下。
中國的改革開放采取了類似于“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模式，同時更注重權力集中，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在經歷了漫長的混亂時期之后，鄧小平成為了中國的領導者。據說，多年以前鄧小平就曾說過一句名言：“不管黑貓白貓，只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人們認為這句話深刻詮釋了鄧小平的基本思想，即從根本上，生產力遠比意識形態更加重要，不管他當時說這番話的時候究竟意在何處，但有一點毋庸置疑，正是鄧小平在1978
年才把中國帶上了經濟成功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他顯然是在告訴世界，中國有氣魄和信心接受外部世界的思維和影響。鄧小平領導的改革撇棄了很多傳統教條，并以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和軍事的現代化為目標。他希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接受有限程度的私人競爭，對外國投資保持開放，對全球市場能作出反應，并積極參與全球市場。為此，改革對工農業的組織和結構進行了重大調整，突出強調了提高農業生產率和發展輕工業的地位（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玩具和紡織品”），并著力推動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增長。通過這種方式，中國重新投資于技術發展和資本支出，而這又反過來推動了經濟進步。鄧小平創建的經濟增長模式顯然是一條正確的思路。
在10
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的農業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這也是1950
年的合作社運動以來，中國農業第一次真正的變革。隨著農村勞動力生產率的不斷提高，農民收入穩步增加，并對剩余產品中的很大一部分擁有所有權，可以用來消費、儲蓄和投資。這也反映了日本和韓國等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即工業化與農村福利水平并肩而行。但是自20
世紀90 年代開始，隨著發展重點從輕工業轉向鋼鐵、水泥、鐵礦石、冶金和汽車重工業，農村的發展開始被不斷加速的工業化進程拋在后面。由于中國近2/3
的勞動力依舊處于農村地區，因此，允許農村地區加快發展對中國的經濟穩定和社會安定至關重要。在這里，我之所以采用“允許”一詞，是因為這背后的答案完全取決于政治精英們及其實行新的結構性改革、改變經濟現狀的能力。
鄧小平領導的改革以及20
世紀90
年代的工業化狂潮表明，中國完全可以做到將實效與靈相結合。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工業、出口、教育和科學技術領域取得的成就令人震撼。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Kennedy）曾在20
多年前著書寫道：
盡管中國的物質約束依舊不可忽視，但經濟增長顯然正在緩解這些桎梏，只要能延續這種趨勢，未來幾十年后的中國注定會以全新面目展現在世界面前。
除了在1989—1991
年期間遭遇暫時性的經濟衰退以及中央政府集中力量遏制不斷加速的通貨膨脹之外，中國確實已經實現了肯尼迪的預言。從1991 到2004
年，中國采取了以促進外貿和國外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增長模式，受此推動，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達到了8％。在2005—2007
年期間，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更是高達11％。盡管受到金融危機的暫時性影響，但銀行家、企業界人士及經濟學家們依舊認為，在未來若干年，中國仍將保持這種增長態勢。
政府的嚴格監管、對勞動力和資本市場的控制、市場力量的發展以及現代化目標已經讓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已成為全球貿易體系的中心、全球最大的債權人以及消費者和競爭對手。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于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由于G20在2009
年達成的約定越來越有利于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中的投票權不斷增強，這也使得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持續加強。中國也是全球氣候變化討論及目標談判的主要參與者，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不僅充分發揮了其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還借此機會擴大并發展了與印度、巴西、伊朗、沙特阿拉伯、非洲產油國這些資源型國家等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歷史和今天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實，唯有未來還存在變數。中國的成功始終植根于穩定與發展的均衡模式，即以政府為核心的決策機構堅定不移地維護這一均衡，并引導全體國民以實現舉國性目標為首要任務。
維持這種均衡將關系到中國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地位，而均衡的實現則依賴于如下四個條件：
首先，集中性的管理體制使得中國政府的威信取決于他能否為國民創造持續性的增長與繁榮。很多人把這一目標定義為維持8％
的年經濟增長率。如果不能實現穩定增長，及時規避經濟衰退，就有可能招致社會與政治的不穩定。
其次，中國的現狀決定了領導層在戰略性經濟政策方面不容出現一點閃失，無論在什么條件下，中國的領導層都需要作出正確選擇，采取正確的行動。但恰恰由于其自身的決策，也讓中國經濟陷入了極度的失衡：沿海地區、城市設施、重工業和出口高度繁榮，而農村地區、國內需求和社會安定卻極端滯后。這就帶來了問題，實際上，學術界和其他人士始終對改變這種局面的必要性上存在爭議。如果中國不能在未來幾年時間里解決嚴重的國內失衡問題，不僅將會影響其自身經濟增長率目標的實現，也將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帶來極大的威脅。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國際貿易的結構性失衡，而這也是國際經濟體系必將長期面對的威脅。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絕非旁觀者。作為全球經濟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以恰當的經濟、金融及匯率政策對這種失衡承擔責任，才符合其大國風范。在全球經濟形勢尚未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如果中國繼續維持原有政策，消極等待經濟回歸正軌，那么，出現經濟和金融失穩的危險將進一步加大，國際貿易體系也將再度成為保護主義的受害者。實際上，國際社會一直擔心中國不愿意調整其參與全球經濟的行為和策略和接受維護全球經濟穩定的責任。
第三，中國的人口現狀同樣將對實施政策調整的能力提出考驗。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其勞動力人口的數量將在2010
年左右開始減少。到2050
年，中國的人口素質在所有考量指標上都將落后于美國。目前，中國尚不缺少經濟資源，整個國家的財務狀況還有能力進一步擴大社會和養老保險的覆蓋面，但如果不能迅速采取對策，中國必將面對未富先老的狀況。
第四，獲取新技術的能力源于企業培養的工程、科技及計算機等專業的畢業生，并通過不斷增加人力資源投資以消除經濟發展的人才壁壘。中國的高校入學率及教育層次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但獲取或復制新技術與創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對于中國而言，要真正實現創新，獲取國際先進技術并使之轉化為商業利益與社會轉型的能力顯然還任重道遠。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領域的主宰者將依舊是美國和其他富有創新傳統的歐洲國家。
總之，只要全球化趨勢不發生顛覆性逆轉，我們就幾乎可以肯定，中國及其他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將繼續在經濟上追趕歐美國家。同樣不可避免的是，他們必將把這種經濟優勢轉化為政治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但是，這里還有兩點疑問不得不提。首先，繼續復制過去10
年超凡增長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其次，追趕發達國家與中國統治世界或亞洲的世紀顯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命題。2008
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依舊是全世界不得不面對的困境，因為它畢竟已深刻影響到全球經濟的根本結構。在未來的10 年到20
年，人口和氣候變化的挑戰將愈加顯得咄咄逼人，經濟和金融政策還將漏洞百出，商業周期和政治動蕩的萌芽也將蠢蠢欲動。檢驗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基本標準將是：政府的反應力、他們的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能否及時以及如何應對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