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一個浪漫傳奇》
作者：伊麗莎白·豪斯
出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但人們對自己的死亡是違心的，也與他們的環境相悖。人家對他們說：‘你會好的……’可他們還是死了。我不要這一套……我不愿說假話，也不愿別人對我說假話。我想將清醒保持到底，并以我全部的……（情感）來正視生命的結束。”
阿爾貝?加繆的名字很少出現在眾所周知的患有肺結核病的藝術家和作家的名單上——濟慈、雪萊、勃朗蒂姐妹、羅伯特?勃朗寧和伊麗莎白?勃朗寧夫婦、肖邦、契科夫、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還有西塞羅、帕格尼尼、盧梭、歌德、洛克、愛倫?坡、卡夫卡、華盛頓?歐文、D?H?勞倫斯、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喬治?奧威爾、史蒂芬?克萊恩、勞倫斯?斯特恩、西蒙娜?薇伊、安德烈?紀德——一直以來，幾乎是不由自主地，我不斷搜集了解著這些曾備受肺結核病痛折磨的名人們的信息。）這表明，加繆成功地向外界隱瞞了他的真實病情，或者說那場最終造成他死亡的戲劇性的車禍實際上使他的真實病情相形見絀。加繆患有嚴重的、不可治愈的肺結核病是毋庸置疑的。肺結核對加繆的生活和思想造成的根本性影響也是不可否認的。他的疾病對他造成的改變遠遠勝過他曾遭受過的其他任何苦難——貧窮、沉默的母親、流亡他鄉——每一樣苦難都以各自的形式演繹著分離和放逐。正如他向朋友米歇爾?伽利瑪吐露自己17歲肺結核病發作對他造成的心靈創傷時所說，“恐懼足以解釋我變成了一個什么樣的人，到最后，最高貴的東西已不復存在。”
永遠找不到一份關于加繆與肺結核病頑強抗爭的完整描述。因為疾病是一件過于隱晦的事，而加繆的自我克制力又如此之強大。對于他的疾病，一直存在質疑和爭議，不僅圍繞著他病情的嚴重程度和病痛的具體細節，還涉及這種病的傳染性，尤其考慮到他曾與眾多女士有染。肺結核是一種通過空氣傳播的疾病，其感染率一般情況下為百分之五，所以，與加繆接觸的感染風險應該很小，不過，是否存在諸多影響他的疾病傳染程度的因素永遠都不能為人所知了。加繆的朋友們對他的病情持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據他的一個朋友說，加繆只是在淪陷期時病得很重；他的另一個朋友則說，在20世紀50年代初，“我們幾乎失去他。”伊曼紐爾?羅夫萊斯回憶他們的學生時代時說，那時大家都知道加繆感染了肺結核，雖然他很少提及。他只是周期性地從他們的視線中消失一段時間，然后再回來，每次回來時都面色蒼白。讓?格勒尼埃，這個在加繆46年的生命中享受了30年的顧問兼導師身份的特殊人物，談到了疾病對加繆性格造成的影響，認為那或許能夠解釋成為“戰友”的加繆和成為“孤獨的偉人”的加繆。加繆的一對兒女從沒見過父親生病的樣子，因為他不想讓他們看到他的病態。而對同樣患有肺結核病的米歇爾?伽利瑪和凱斯特勒的女朋友馬曼因，他卻絲毫不隱瞞他的病情，總是和盤托出他們想要知道的任何信息。
除了頻繁的氣胸、各式各樣的替代療法和三十年里幾乎被一打醫生經手過的治療，加繆的病例記錄相當零散。盡管如此，透過這些點滴的細節，用跟蹤調查和推理的方式，并通過了解肺結核治療發展的歷史，加繆患病后的生活還是可以變得越來越清晰。令人驚訝的是，當我試圖將各種渠道的信息集合成一個完整的故事時，加繆本人的貢獻居然如此有分量。在日記中，加繆可能不像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在她的許多筆記中表現的那樣情緒化，但是他描述了參軍被拒后所感到的羞辱，被禁止游泳后的痛苦，以及，盡管只有極少的幾次，肉體所遭受的禁錮和疼痛。“全神貫注奮力向山上走，空氣像燒紅的熨斗一樣灼燒著雙肺，或者說，像一片鋒利的剃刀切進肺里，”他這樣寫道，那時他剛剛步入20歲。（他還摘引了曼斯菲爾德的句子，這本身就像是一條有參考價值的參照注釋。）在寫給信任的朋友們的信中，加繆如實坦白了他脆弱的健康狀況、他對于靜養的需要、舊病復發的悲痛和對臥床的厭惡。在給皮亞的信中，他寫到自己拖著逐漸衰弱的身體生活下去的苦苦努力。1944年，加繆在勒龐內里爾給一個身患肺結核病的朋友寫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信中說，他對康復已經喪失了信心。
從很多方面來看，20世紀30年代中期，當加繆在創作的時候，他積極的生活掩蓋了他的真實病情。每天都發生著那么多的事情，若非有時被迫中斷的旅游、強制的休息、胸部疼痛，以及在布拉格又一次對咯血事件的敘述，甚至讓人誤以為他的肺結核癥狀正在得到緩解。1935年加繆創作第一篇散文時，他還是阿爾及爾大學哲學專業三年級的學生。他深入研究著他的同胞、來自于波尼的哲學家圣?奧古斯汀的哲學思想，為獲得高等教育文憑證書而撰寫著論文，做著各種各樣的兼職工作，還剛剛陷入一場復雜的婚姻，同時為共產黨組織著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活動，此外，他還在知識界廣交朋友，不斷擴大著自己的興趣愛好。他一度成為阿爾及爾年輕的花花公子，穿著時髦愛打扮，極為忙碌，也極為引人關注，是他那個圈子里的領袖人物。那一年的春天，他開始記作家日記；第二年，他開始創作他的第一部小說《幸福的死亡》；接下來的一年里，又創作了《卡里古拉》和《西西弗神話》；然后是《局外人》。
然而，在忙碌的身影背后，疾病卻像一只巨大的黑手伸向了他，一連串的事件也因此受到了影響，并成為加繆未來生活必然的趨勢：為投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主動參軍被拒之門外，考取會士學位并在公共教育體系中從事教學職業的計劃被擱淺，最終還被迫離開了阿爾及利亞。羅杰?基約認為，疾病在加繆和第一任妻子西蒙之間的愛情上也扮演了一個奇怪的角色，并暗示說，他們兩人各自的缺陷——他的肺結核病，她的毒癮——將他們緊緊地束縛在一個彼此相互支撐的系統中，這個系統就像一個秘密的社會和一種救贖形式。基約解釋說，在他們分手很久之后，加繆還繼續給西蒙寄送關于治療和戒毒方面的書籍，但一直不留只言片語，因為他不想再見到她。“我有個印象，這段婚姻的失敗對他的生活造成的影響遠比他愿意相信的更加巨大，”基約總結道。
對于他最好的朋友和病友米歇爾?伽利瑪，加繆則將他應對肺結核病的辦法和盤托出。到米歇爾被發現感染肺結核的時候，加繆已經有了16年的患病經驗，他以一個老朋友和資深病友的身份給米歇爾寫信，用戲謔和嘲笑的口吻勸說米歇爾擺脫不斷加劇的憂郁情緒，但當他傾吐關于生存的重要思想時，會即刻變得嚴肅起來。他任意揮灑著信手拈來的黑色幽默，將它作為分散注意力的武器和防衛機制，尤其是對那些同樣具有幽默感的朋友們。“由于幽閉恐懼癥，在飛機上略微昏厥了一段時間。但是，我還是順利著陸了，像雛菊一樣精神抖擻，”他向“偉大的圣人米歇爾”匯報著他的阿爾及利亞之行，后者正在瑞士里森的一家療養院里進行為期8個月的臥床休養。那年冬天，加繆也回到布里昂松養病，但他仍然指導著米歇爾的治療，并花了三周的時間前去那家療養院看望米歇爾。幾年之后，亞尼娜和米歇爾反過來也經常定期到卡布里看望加繆。這兩個男人都擅長交友，他們友好、慷慨、忠心耿耿。他們還都喜歡大笑，曾并排坐在伽利瑪出版社的客廳里，展示著各自的骨灰盒，互相取笑。
沒有什么比分享一場威脅生命的疾病所帶來的焦慮更能使人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尼采把這種精神上的痛苦描述為因對疾病的思慮而造成的折磨，認為這樣的精神折磨可能超過了疾病本身所造成的肉體痛苦。到1947年，加繆早已克服了作為一個肺結核病人的最初恐懼，并作出了形而上的回應。他將自己辛苦得來的經驗教訓言傳身授給了米歇爾。米歇爾仍在里森療養時，加繆在給他的信中談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死亡最終將變得無關緊要。加繆將生病的體驗與宗教體驗相比較：
“即使你不信仰宗教，即使上帝死了（正像我的一個朋友所說，被人從身后暗殺的），但仍然有一些真實的東西存在于宗教經驗中，正如它們存在于簡單的經驗中一樣，即個人生活與幸福最為疏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