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客人生——華爾街的數量金融大師》
作者：[美]德曼
出版：中信出版社 |
我把紐約想象得很棒。但當我在1966年炎熱8月的一個下午抵達紐約時，這個城市骯臟雜亂，毫無現代化的感覺，令人失望。我當時穿著黑色外套，疲憊不堪，從肯尼迪機場坐計程車去上曼哈頓區，悶熱的旅程讓我情緒低落。洛克菲勒基金會建在遠離紐約上西區的國際公寓。一人一間，狹窄而且裝滿了塑料家具，跟我在南非時他們寄給我的宣傳冊中所描述的寬大的樣子大相徑庭。過道的墻壁被涂成綠色和白色，讓人看起來不舒服，再加上在后門站崗的保安，處處都讓人有種待在監獄里的感覺。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才對這些讓人難受的東西視若無睹。這個被我們稱作“一號樓”的地方，很適合外國學生居住。
下飛機幾個小時以后，我陷入到一種強烈的孤獨感中。這種感覺一定跟突然感受到的距離和時間有關；我以前也曾多次離家遠行，但從沒這樣遠過，也從來沒有過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回家的情況。一連很多個星期，足有幾個月吧，我總覺得喉嚨里好像有什么東西，隨時都可能把我壓垮似的。這種強烈的感覺很長時間才過去，而當它消失掉的時候，我又懷念起那種因為傷感和思念而帶給我身體的強烈的痛楚。幾年以后，我閱讀羅伯特。穆齊爾的《少年特爾勒斯》時，就意識到了那位年輕主人公穿透人心卻又令人捧腹的苦惱。起初的那種孤獨感的回聲從來沒有完全消逝過。從那時起，每當我不得不獨自一人出發前往一座新的城市時，我就會再次聽到那些孤獨日子的回響，至少也有片刻。
住進一號樓的頭幾個星期里，我幾乎沒跟人說過話，那時還沒有開學，公寓里基本上空無一人，寂靜無聲。出于一直以來的謹慎。我提前三個星期來到學校，按照計劃安頓下來，熟悉環境，等待開始我的物理學博士課程。但是，我感到和以前認識的所有人都失去了聯系。現在世界各地之間的聯系幾乎不可能再像我剛從開普敦到紐約的第一年那樣不暢通了。一號樓基本上等于沒有電話——在住著50個人的一層樓里，只在過道一個隔音效果極差的電話亭里安有一部分機。當時給南非打電話非常貴，而且必須通過接線員提前預約。我從沒給家里打過電話，取而代之的是，我會每周給家人和朋友們寫幾封信。最后，感謝上帝，我在研究生院第一學期的課程總算開始了。
一定要在物理界取得成功，這種盲目但又強烈的愿望激勵著我離開開普敦，而一次簡單的偶然又把我帶到了哥倫比亞大學。4年前我16歲，進入開普敦大學讀書。我們接受的是英國式的教育，你必須在學習開始前選定專業——科學、藝術、醫學或是商科。我選擇了自然科學。大學的第一年，我選了4門相互分開的一年期課程——物理學、理論數學、應用數學和化學。開普敦大學沒有多少可供選擇的輔修課程，老師選擇講什么，你就得學什么，最后每年年底會有期末考試，這個考試非常重要，你將根據考試成績取得相應的學分。到了大四，我決定選一門應用數學和理論物理學的雙學位課程。但學校居然愚蠢地告訴我，我早從大二起就只能選理論物理學了，結果這使得我缺乏實驗技能。這樣過早地確定專業，是美國任何一所好大學都不能容忍的。
1965年底的時候，我突然發現班里一些滿懷抱負的同學在計劃申請出國念研究生。而我則偶然因為討厭的痤瘡而意外踏上了美國之旅。說來湊巧，10年前我那在診所做心理醫生的姐姐幫我的皮膚科醫生的小侄子治愈了“注意力缺乏癥”。這位皮膚科醫生對我抱有一種出于感激的好感，鼓勵我申請去國外念物理學。我接受他建議的時候，還沒有想清楚我將踏上的是一條什么樣的道路，就著手申請英國和美國的獎學金了。開普敦大學物理系對出國念書相當冷淡。抱有偏見，但我沒有讓他們勸阻我。
如果不是因為痤瘡，我可能還留在南非。所以從那時起我就愿意相信，我的人生旅程、分別的老朋友和結交的新朋友、我的婚姻和我的子女，都是一次偶然的痤瘡的結果。
粒子物理學是研究最微小、最基本的物質構成的學問。即使是在遠離文明大陸的歐洲5000英里的開普敦，我們也清楚我們身處這一領域的輝煌時代。在已經過去的60年代，每一年都會取得又一次重大成功。實驗物理學家借助分布在全球的粒子加速器，使超高速質子相互碰撞，并從碰撞中發現一批新粒子。理查德·P·費曼曾經說過，從事基礎粒子物理研究很像是把兩塊精良的瑞士手表拼命撞擊，試圖通過檢驗撞擊產生的碎片來判斷手表的做工如何。這就是挑戰所在。
但是新粒子的大量出現使得很難判斷出哪些是基本粒子，哪些是合成粒子。這一難題重演了19世紀化學所面臨的巨大挑戰。當時也是新的物質大量出現。向人們提出了了解物質化學結構的要求。對這一問題的孜孜求解在門捷列夫化學元素周期表上達到了頂點，這張周期表根據各種元素的化學性質，用人們易于理解的順序對所有元素進行了排序。表中空白的地方代表著尚未被發現的元素，這些元素的化學性質再加上它們在表中的位置，就表明了怎樣找到它們。現在到了20世紀，這場比賽就是要發現一張類似的表格，可以按照各種所謂的基本粒子的質量對它們進行排序。但是用宇宙射線或人工轟擊產生出的新粒子如此之多，使得一些嚴肅的物理學家(當然是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開始提出整體分類模型，也就是認為沒有一種粒子同其他粒子相比是更基本的粒子，任何一種粒子都可以看作是其他所有粒子的合成物。
1964年夏天，我們在開普敦聆聽了關于物理學家默里。蓋爾曼和尤瓦爾，尼曼研究成果的頗受歡迎的講座。他們兩人都是現代的門捷列夫，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粒子排序周期表。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有一些子表包含了8種不同的粒子。蓋爾曼把他的模型稱為“八正道”，這是一種復雜的分類方法而且充滿對佛教八種生活原則的暗示。蓋爾曼和尼曼從他們周期表中尚未填滿的空白處所應具有的特性出發，推測出了一種非常奇怪的新粒子可能被觀測到的特性，這種粒子被他們稱為“Ω-”。在那之后沒多久，的確就像推測的那樣，這種粒子就在位于長島的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粒子加速器的一次碰撞實驗中被創造出來了。從這種粒子在巨大的云室中留下的特征軌跡。可以判斷出它的特性與根據八正道做出的預測完全吻合。
這樣看上去，似乎你用思想就可以理解整個宇宙了。
我被粒子物理學和廣義相對論深深地吸引住了，它們都是研究事物最根本的屬性以及空間和時間的學問。用一生來研究這些問題，就等于把一生奉獻給一種超然物外的學問。我很快就像我的物理學同行一樣，對基礎物理學研究產生出近乎宗教般虔誠的熱情。但是藏在我的熱情之下的卻是對于名聲與不朽的更加強烈的渴望。我夢想成為另一個愛因斯坦。我想把我的一生集中于發現那些永不消亡的事實的真相上。我狂妄地認為自己遠超過那些追求世俗學問的人們。
我的母親鼓勵我獻身學術研究。而我的父親，盡管他天生的學究氣就比我母親濃，但如果我跟著他去做生意，他可能會更高興。而我自己在16
歲、2l歲，甚至34歲的時候，如果有人告訴我，我會在40歲時進投資銀行工作。我會哈哈大笑，根本不相信。
我在哥大第一學期第一天報到的時候，指派給我的課程指導老師是亨利。福利教授。他本人是一位小有名氣的物理學家，曾參與過20世紀40年代的一項經典實驗，用以檢驗費曼獲得諾貝爾獎的電子理論。福利教授很有魅力，喜歡冷嘲熱諷，他先是挖苦我在原子物理學方面知識有限，接著又發現我在開普敦時居然對電子在旋轉的圓形軌道上相互作用的細節一無所知。于是他要求我報名學習G4015號課程，這是哥大開設的介紹原子物理學和量子力學的研究生基礎課程。美國大學大多數的物理專業在本科階段就已經開設了相同的課程，而我剛起步就比其他同學落后一年甚至更多。
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挫折，漫長、乏味、前景莫測的上課和考試的三年就這樣開始了，我本來還憧憬著可以立刻開始原創性的研究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