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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國內曾熱播過一部紀錄片《大國崛起》，一時引發輿論熱議。它固然有大的時代背景，中國經濟在騰飛，國際地位在上升；同時，它也如實地反映了國人內心的疑惑與迷茫——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繁榮富強、國泰民安的康莊大道該怎么走，怎樣可以走得堅定、穩健。記得那部紀錄片有一集是這么說的：“大國，必須在世界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政治穩定，政府和群眾相互信任，內部凝聚力，國家制度的健全……另外，在思想上和體制上都要堅持創新，萬不可被束縛，一旦僵化，大國崛起、長盛不衰則無從談起。”
這一些條條獻計獻言，國人都不陌生，而近些年類似主題的書籍也大多持相同觀點。與之相比較，鄭永年的《通往大國之路》并非單純地探討中國如何崛起，抑或怎樣展現大國風范——限于文集之故，既然圍繞“秩序的重建”展開，所以在書中，我們既可以讀到表現經濟全球化的“全球化下的西方與非西方”、“全球化和國家認同建設”等文章，也可以讀到思考國際安全的“9?11事件和21世紀國際關系”等評述，還可以讀到中國外交戰略的“中美關系與東亞區域秩序的困境”、“中國地緣政治新格局及其應對”、“如何實現大國大外交”、“勿讓G8、G2沖昏頭，中國崛起出路在亞洲”等一系列建言。當然，中美關系、中國的亞洲地緣政治和中國的內部發展為重中之重，貫穿始終。
想來，細心的、且常讀書看報的讀者一定對鄭永年這個名字不陌生。這位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的國際知名學者，對中國政治、國際關系與社會問題的研究，在國際范圍內具有相當廣泛的影響力。這些年來，除了不時讀到的政論和專欄文章外，鄭教授在國內出版的著作已有《改革及其敵人》、《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保衛社會》、《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未竟的變革》等多本，而與《通往大國之路》屬同一系列、即將出版的還有《中國改革三步走》、《中國的“行為聯邦制”：中央——地方關系的改組與動力》、《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家和社會》等。這本《通往大國之路》，集結了他十年來探討“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問題的文章，分量頗重。
今日之世界，已不是昨日之天下。中國要成為的大國，是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大國，是有足夠的實力承擔責任和發揮作用的大國，是可以讓世界真心服膺和接受的大國，是以自己的價值體系影響世界的大國。問題是，在走向大國的征途上，中國還缺了很重要的成分。曾有記者問及中國問題研究時，鄭永年不無感嘆道：“中國最可悲的是沒有自身的知識體系，我特別想在這方面做些事情。”在他看來，德國、法國、意大利都有自己的知識體系，中國轉型的量級是歐洲的幾倍，卻沒有能力向世界說明自己；缺乏認識自身、解釋自身的知識體系正是中國始終無法走出歷史循環、成功轉型為現代社會的癥結所在。于是，他在研究之余不忘賦予自己一個重大使命——試圖建構一個非西方的理論來解釋中國、解釋亞洲。
或許《通往大國之路》就是鄭先生這種嘗試的一次努力。不過，鄭教授并未用很多西方理論范式來探討“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他只是作為一個旁觀者來還原事件、描述現象、解釋世界。正如他所說：“當意識形態與現實不相吻合時，需要修正的是意識形態，而非犧牲現實。”做學問搞研究，最怕的是主觀先行，那么其結論的得出也很有可能皮毛分離、脫離實際。
至于如何“通往大國之路”，方向在哪里，路徑怎么行，鄭永年的觀點很明確：中國應當承擔自己的責任。但這份責任要和自己的能力相適應。“中國是一個崛起中的國家。當然，要想崛起，肯定要承擔國際責任。我的意思就是中國應當承擔它應當承擔的那部分責任，不要過分去許諾這個責任。因為過分承擔這個責任是不是可持續的，這個非常重要。”
尤其是，“可持續性的國際責任完全取決于自己國內能不能有可持續的發展。”“無論是向西方國家，還是向發展中國家不切實際地去許諾這些責任，實際上都是不可持續的。”
“國際上承擔責任要和國內可持續發展相適應，不能超過國內發展的水平去承擔國際責任。”
為此，他一再重申，要給中國的外交定位，就必須首先定位自己的國家利益。沒有正確的國家利益觀念，就沒有正確的外交。中國要有大外交也必須培養自身的國際責任觀。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不僅要在國際舞臺上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且也要對整個世界體系負責。
在經濟規模達到世界第二之后，在國內輿論的大國敘事熱中，鄭先生的這本文集，或許從另一個角度提醒我們，如何以現實的眼光來檢視我們所處的時代和世界，以更理性地思考中國的下一步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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