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制度當然也是這其中至關重要的部分，它橫跨財富、法治、憲政等多個領域。煒光兄在本書相關篇章中，對于現代財稅制度的基本特征，有非常精準的論述。比如，稅收須以公民的認可和同意為前提，稅收法定，預算由民眾的代表審議制定，財政資金應當主要用于提供民眾需求最為緊迫之公共服務，等等。這與前現代的財稅制度是大不相同的。實現財稅制度之轉型，乃是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
很顯然，中國的財稅制度仍然沒有完成這個大轉型，雖然這個過程從一百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煒光兄在本書中論述了梁啟超的憲政主義的財稅思想，也講述了清末預備立憲時期在這方面所取得的制度進展。但是，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伴隨著集中計劃體制的建立，財稅制度出現了大倒退。相應地，財稅理論也出現了大倒退。煒光兄在本書第一章列舉了那個時代形成的主流稅收學說，即所謂“稅收三性”：無償性、強制性和固定性。與此相應，主流財政理論也突出了政府對于預算的全面控制，以及建設財政、吃飯財政等等。
80年代之后，中國的經濟社會格局發生了相當巨大的變化，集中計劃體制坍縮，市場部門不斷擴大，大量人口就業于非國有部門，人們的觀念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具體而言，國民普遍具有了權利、法治、民主意識。但是，財政制度、財稅理論卻具有巨大的慣性，因為保持原來的集中控制狀態合乎政府及其官員的利益。因而，財政制度遠沒有擺脫原來的制度框架，只不過在舊框架內加入了一點新元素。財稅理論同樣保留著原來的范式，同樣只是勉強塞入了一點新詞匯。這些新詞匯與原來范式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緊張與沖突，但財稅學界幾乎無人理睬這些。這個學科因為實用性比較強，人們忙于為財稅法律、修修補補的政策調整作解說，幾乎無人關心更高層次上理論范式的轉換問題。
這樣，在社會經濟格局、民眾觀念與財稅制度、理論之間，出現了嚴重的脫節。政府財稅部門的做法固然無法令公眾滿意，專家學者們的話語體系也無法讓形成了新常識的公眾接受。這些專家學者們提出的建議，幾乎總是要么令公眾失望，要么令公眾憤怒，因為舊有的財稅理論范式使他們提出問題、思考問題、解說問題的角度，經常偏離公眾的期待。
具體些說，最為根本的偏離乃是：專家學者基本上還停留在原有的理論框架內，靜態地對財稅問題進行技術性討論，公眾期待的卻是一種超出技術層面的財稅制度大轉型言說和相應的制度變革方案。
或許可以把財稅理論區分為常態的財稅理論與非常態的財稅理論。當一個國家處于制度相對穩定狀態時，需要常態的財稅理論，它當然會集中于討論稅收和財政的技術性問題；當一個國家處于制度大轉型時期，則需要非常態的財稅理論。這種財稅理論的使命是剖析舊制度不合理之處，構想新制度之基本要素，并且，至關重要的是要探討財稅制度轉型之合理、可行方案。
這就是構建現代國民國家時期所需要的財稅理論。或許可以說，亞當·斯密《國富論》的最后一篇就具有這樣的性質。處于從皇權專制到民主憲政制度轉型過程中的梁啟超的財稅理論，同樣具有這樣的性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布坎南的財政理論，也是在20世紀中后期美國政治經濟大變化的脈絡中，探討財稅制度轉型理論的結果——盡管這種轉型的深度，不及梁啟超及當今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