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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郭凱 |
《一沙一世界：郭凱經濟學札記》作者郭凱集四年來人氣爆棚的博客《人渣經濟筆記》之精華，以獨特富于個性的視角、輕松不乏幽默的筆觸，將最關乎民生、最具爭議與迷惑性的焦點問題一一解讀。
郭凱，先后獲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現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學者，專注于中國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研究。
作者郭凱通過對當代世界特別是中國社會與經濟現象的洞察與反思，引領讀者隨著他的思想路線看到了諸多問題的真相。用常識、邏輯和理性的力量探索與叩問這個時代的疑惑與焦慮，透過一系列通俗易懂的經濟現象小切口，洞見中國的未來。
正視人民幣升值
問：美聯儲今年4月27日宣布繼續執行去年年底推出的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刺激美國就業和經濟復蘇。您認為這對世界經濟（尤其是中國經濟）將有怎樣的影響？中國應該怎樣應對呢？
郭凱：第二輪數量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在兩個背景下出臺的，一是美國的短期利率已經接近于零，不能再降了；二是美國在財政政策方面已經沒有政策空間，這里面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因為美國的國會不太會再允許出臺較大的財政刺激。從美國自身的角度來說，美聯儲選擇用數量寬松的政策刺激本國的經濟無可厚非。至于數量寬松究竟能不能刺激美國經濟，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
但問題是，在一個開放經濟的環境下，美國貨幣政策過度寬松的一個結果是造成了全球流動性的充裕。充裕的流動性，在很多地方顯示為資本流入。大量的資本流入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再加上這些國家經濟表現本就不錯，從而產生了經濟過熱，匯率升值過度以及通脹問題，巴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也有一種說法認為數量寬松的政策也推高了大宗商品的價格。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但從數據上證明則比較困難。
應對國際流動性過剩的辦法就是實行相對緊縮的政策。中國仍然沒有開放的資本項，其實已經把很大一部分的流動性擋在了國外，中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也都有收緊的空間，而且人民幣還遠沒有到過度升值的地步。從去年6月到現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5％，但對日元和歐元都貶值了。綜合來看，過去一年期間，人民幣和一籃子貨幣相比，實際有效匯率還是在貶的，因此人民幣還有升值的空間，這也是可以用來收緊政策的一個手段。
問：發改委專家稱“2003年以來每年增加的外匯儲備已經發生的匯率損失達2711億美元，如果未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到6，2003年以來增加儲備的匯率損失將攀升到5786億美元。”您認為中國應該采取哪些措施讓我們的外儲保值增值呢？
郭凱：首先要說的是，這種由于人民幣升值而導致外匯儲備損失的說法是有問題的。我為這件事情寫過好些文章，不過一個最簡單的方法也許就是反過來想這件事情：如果人民幣升值導致外匯儲備損失，那是不是人民幣貶值就導致外匯儲備增值？如果是這樣，我們現在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那中國干脆什么都別干，每年讓人民銀行把人民幣對半貶一下，賺的錢是不是就夠了？顯然，這是有點兒荒謬的。
但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確實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外匯儲備的回報率其實只是一個很小的方面。外匯儲備的回報率低的原因之一是，人民銀行在管理儲備時，看重的是流動性和安全性，但這個世界上既有流動性又有安全性的資產回報率都很低。要是想要追求回報，必然意味著要把外儲投向風險更大、流動性更差的資產。說這些，并不是說外儲不應該追求更高的回報率，只是想指出，回報率不是白來的。更大的問題是，中國巨額外匯儲備，不僅存量巨大，而且還在于增長的持續性，這其中熱錢流入當然是一個原因，但更主要的還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一個體現。內需不足，依賴出口，導致巨額貿易順差，最后就變成了外匯儲備。國內外對中國經濟結構失衡是有高度共識的。
慎對資本項開放
問：您在書中說“中國很特殊，但中國走過的發展道路并不總是獨一無二的，你可以在不少國家身上隱約找到中國經濟的過去和未來。”能否舉例來解釋一下我們有哪些經驗可以借鑒？
郭凱：我在研究中國經濟的過程中，時常需要通過看一些其他國家的經歷，來推測中國未來可能的走向，在這個過程中的一個發現就是——中國不同于任何國家。但是，這不意味著其他國家的經驗是不可借鑒的。
從產業結構和產業升級的角度來說，現在的中國和30年前的日本，20年前的韓國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可以通過這些地方產業結構的轉變，大致地去猜測中國下一步可能有希望發展的產業。還有，中國現在的高鐵熱，就很容易讓人聯想起19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美國的鐵路泡沫，那個時候美國也是大干快上修鐵路，最后泡沫破裂，導致了很大的經濟波動。我們談匯率問題，很多人把中國的情況與日元的升值聯系起來。沒錯，我們確實要從日本的泡沫破裂中吸取教訓。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另外一些著名的升值例子，比如說戰后的西德，馬克隨著西德經濟的騰飛一路升值，但這并沒有傷害西德的出口。相反，西德開始向高附加值的產業轉移，直到一兩年前被中國超越之前，德國這個只有幾千萬人口的國家，一直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中國在未來要面對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開放資本項等問題，這些事情很多國家也都經歷過，不少是以金融危機為結果的。我們得從這些國家的教訓中吸取經驗，讓自己少走彎路。
當然，中國的經驗也許更值得其他國家借鑒，不過這不應該是由我們自己說的。
問：當前中國面臨著人民幣國際化，利率市場化的挑戰。我們應以怎樣的姿態迎戰呢？
郭凱：這兩件事情都不容易。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意味著我們現有的經濟體系很可能需要發生改變，特別是我們的資本管制。沒有一個開放的資本項，是很難想象人民幣可以真正實現國際化的。
利率市場化更是如此。利率如果不市場化，那意味著這個最重要的宏觀價格之一很可能是扭曲的。但如果要市場化，貨幣政策的操作，商業銀行的經營模式，資本市場的定價機制等都必然要發生相應的變化。而且利率市場化和資本項開放也是相關的。利率市場化不能滯后于資本項的開放。因為，資本項開放了，全世界的利率都是相通的，利率就沒法管制了。
我這里只說兩點：一是在逐步放開的過程中，宏觀政策一定要足夠緊。很多國家遇到的問題往往是因為在放開管制的過程中，宏觀政策偏松。松的宏觀政策加上放松管制，結果可能就會造成泡沫和金融危機。二是原地不動一樣有風險。不要有我們的利率已經管制了60年了，因此我們可以繼續管制60年的想法。中國國內正在發生的金融創新，民間金融和銀行的表外業務等，很多都是因為利率管制而產生的，這些東西正在使利率管制變得無效。一個不恰當的比方，如果你管住了正式的市場，黑市就會產生。從最近幾年中國發生的情形看，無限期地將利率管制下去的一個結果就是“脫媒”，也就是大量的金融交易和定價會在“黑市”里發生。這樣帶來的風險會更大。
房價調控需改善分配
問：您在書中指出：“房價引發的收入和住房分配不均問題值得關注。”關鍵是有沒有解決的方案呢？
郭凱：我說這些是想指出：別只盯著房價，而忽略了分配。在出臺任何房地產調控措施的時候，一個必須的檢驗就是：這個措施究竟是改善分配還是惡化分配。按照這個標準來看，單純的限制房價或者按戶口限購，都有可能是惡化分配的，因為這樣的結果是不以人的需要和購買能力來決定誰能買誰不能買。而物業稅或者真正的保障性住房，則是可能改進分配的。限制土地供應的結果就是飆高地價，這樣是惡化分配的，因為結果是財富從老百姓向政府轉移。而增加土地供應降低地價，則是改善分配的。低息總的來說是惡化分配的，因為低息使得有錢人更有動機通過買房來作為投資，從而拉高房價，擠出沒錢人，加息則可能會改善分配。
不管怎樣，我想強調的還是，僅僅只是為了降房價而降房價，而不去改善分配，并不是好的房地產調控政策。
問：在中國買房帶來的各種顯性與隱性回報與國外相比有何不同?這是造成中國售租比過高的主要原因嗎？
郭凱：在中國最主要的還不是買房帶來的顯性和隱性回報與國外有多么大的不同，而是中國其他的投資機會太少，使得買房成了一項很具吸引力的投資。中國存銀行的回報率基本上是零甚至是負的，因為現在通脹率高于存款利率；投資股市跟投資賭場的區別不是特別大，廣大小股民一直在虧錢；投資國外對大多數人來說根本不是一個選擇；民間的投資渠道風險很大也不是所有人都敢玩兒的。
總之，中國的金融體系仍然是一個沒有發展起來的體系。正是因為回報率合適的投資門路太少，所以越來越多的人把買房作為投資，這就使得在短期買房的回報率更高，從而買房變得更具吸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房價內生的就有偏高甚至產生泡沫的風險。
經濟增長應重視質量
問：書中《“吊著輸液管”的競爭力》一文中，“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從低端到高端，從模仿到自主創新……必然要拔掉一些行業的輸液管。”能否舉例說明?
郭凱：有些行業是要消失的。李嘉誠是靠做塑料花起家的，那時候在香港做塑料花還能賺第一桶金，但現在要是誰還想在香港靠做塑料花起家，我只能祝他好運了。英國人是靠紡織業開始工業革命的，今天的英國不知道還紡幾根紗幾根線？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推出低附加值的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的轉移是一個必須的過程。這就好像靠做塑料花也許能讓你從1000塊一年的收入增長到5000塊一年的收入，但要是想要掙得更多，那就得做更有技術含量的東西了。這種產業升級不可能是無痛的。但如果因為怕痛，而去人為的補貼這些行業，讓它們繼續維持下去，并不能改變這些行業已經失去競爭力的事實。看看今天的葡萄牙就知道這樣做的代價，這個國家的核心產業仍然包括紡織業，但它的人工成本是中國的好幾倍。政府選擇做的就是人為地保護這些產業，最后的結果是這個國家經濟不增長，債臺高筑，最后發生債務危機。
正確的政策，在我看來，不應該是保護那些已經沒有競爭力的產業，而是應該去保護人，減少產業升級過程中個人承擔的成本。通過保護一個夕陽產業去保護那個產業里就業的人，很可能會是一種得不償失的做法。
問：在您的博文《一個數字引發的一系列問題》中提到關于GDP增速會被高估的觀點。應該怎樣保證GDP的質量呢？
郭凱：那篇文章是一個純粹的技術性討論，GDP增速被高估是和GDP本身被低估放在一起的兩個猜測，而不是憑空就說GDP增速被高估的。不管怎樣，這確實是一個好問題，因為我們越來越意識到增長的質量比增長的速度更重要。
長遠來看，提高增長的質量取決于提供正確的激勵，這意味著經濟中存在著各種價格和政策扭曲必須慢慢得到消除。我們的利率、匯率、污染、能源等很多關鍵價格都不能反映真正的成本，因此使得我們的增長高耗能，高污染，倚重出口和投資等。但在短期，可以做的是把更多的指標納入政府的考察體系，這里面我能想到的包括：就業增長、收入增長、教育和衛生水平、環境狀況等，這樣可以淡化對GDP增長率的強調，并真正地注重那些關系民生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