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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沃爾芬森 |
隨著中國經濟體量地位的提升，“全球領導力”開始變成中國學術界和實踐界的議題之一。成為國際組織領導人，并通過對國際組織進行變革管理以影響全球事務，是當代全球領導力實現的路徑之一。世界銀行前行長沃爾芬森的自傳《我的世行之路》，雖非一部關于領導力的研究著作，但確實講述了一個關于全球領導力成長的特別好的故事。這個故事幾乎包括了全球領導力成長所有的基本要素。甚至可以說，這本書講述了領導力中最重要的部分“人格和決斷力”的成長故事——“領導力之父”本尼斯曾說，在評估領導人的典型標準中，決斷力和人格最難以界定、測量或者培養。
在當前國家主權體系背景下，沃爾芬森在世行所進行的開拓性工作不可避免地富有爭議性。首先，他遇到的挑戰就非常復雜，其中包括世行決策受到美國政治態勢變化的影響；一波接一波的市場思路影響著世界銀行的運作；封閉主義、官僚主義、領地主義和項目主義的盛行，嚴重影響著世行的聲譽、效率和效果。他必須對這些進行變革。
但上任之初，沃爾芬森卻承諾短期內不做重大決策，而是把重點工作放到與組織的客戶、一線管理者的直接溝通上，以搜索和確立“正確的事情”，以形成共同愿景。此后便開始基于“正確事情”、共同愿景的組織變革和正確做法。這也可見沃爾芬森對領導力的正確理解。
在由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銀行和由華爾街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中，沃爾芬森將消除貧困作為世界銀行的核心使命。他發現債務積壓已成為很多非洲國家發展的致命困境，就冒華爾街所謂的“道德風險”之大不韙，果斷地提出免除債務作為全球發展的基本項。他批判以經濟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華盛頓共識，主張非項目主義的綜合發展框架，以包容性發展方式賦予貧困國家掌握自身命運的所有權，以長期而系統的規劃實現真正變革。他將中國政府具有政策連續性的五年計劃，看作綜合發展框架的最佳實踐范例。這都需要頂住原有國際體系和世行體制的種種壓力。
他不斷努力推動這些議程的實施，同時對世界銀行進行組織變革，強化它與非政府組織的溝通，強化它的行動能力，特別是世行的干預能力。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過程。
在自傳中，沃爾芬森把他在世行所推動的全球事業看做人生的頂峰、人生意義的所在，盡管此前他在華爾街投行已經非常成功。這部傳記似乎都在為這個人生頂峰做注腳。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構建了自己國際化的人生”。因此作者有意無意地將自己的“全球領導力”的成長，追溯到童年時代。我們也因此可以閱讀從童年開始的“全球領導力”的成長全過程。
在整個關于成長的敘述中，作者一直特別強調兩個東西，一個是對貧窮的經歷、體驗和理解，一個是對與“國際化人生”有關的多元文化、跨文化、“國際朋友”等的理解和激動。這兩點是他講述童年和少年時代故事的重點，并且主要放置在家庭背景中講述。
作者認為，貧窮和發展是當前整個世界兩個明顯的核心問題。以全球事務為使命的組織愿景，不可避免地與此密切關聯。少兒期間就對貧窮深有體會和理解的沃爾芬森，在成為華爾街的成功投資銀行家之后，便能跨越貧富兩界，洞察全球的貧富問題。同樣，從小就對澳大利亞土著文化抱有同情理解的經驗，是他后來具有了解和理解全球各地問題的能力的成長基礎，以至于履職之后，他能“很快學會不再用自己的標準去判斷情況，而是向深處挖掘當地的價值觀和歷史，然后再對當地社會需要作出部分初步判定”。
這其實包含了全球領導力所面向的對象的兩個深刻特點，一個是縱向性跨度大，比如全球各階層之間；一個是橫向性跨度大，比如各地文化之間。這要求全球領導力對這種懸殊世界的兩極及中間地帶的想象力和理解力。青年沃爾芬森在同學的家中感受到：“在文化和階層之間是可以建立聯系的。”這在全球事務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種堅信和能力。
同時，這種想象力不能因為經驗極差巨大而撕裂人格。這往往要求童年時代有相對良好的家庭環境。在作者這里，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對家庭價值和個人獨立價值的平衡。這也是當代世界的最大問題之一。這幾乎構成作者童年生活的一個故事難點，作者一生對此也似乎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深怕稍有不慎就傷害了其中一方。一個直接以全球事務為目標的領導力，也許依賴于某種偏執或狂熱是很難的；其唯一可借憑的就是穩健的人格和正確的能力。
沃爾芬森所謂管理能力成長的故事，都是在這兩點構成的基本框架中展開。這個故事同樣精彩，幾乎可以編寫出完整的經典語錄本。這些成長故事包括：因童年時代家庭財務壓力而形成的財務穩健觀念；因童年時代對土著文化同情而來的跨文化理解力和管理能力；第一次覺得自己掌握人生之際就形成的自己制定成功標準與獲得外界承認的平衡習慣；長期保持的對各種虛擬目標進行自由計劃的內心修煉；因猶太人身份的不安全感而來的對他人和環境進行細致觀察的習慣；對新生活新體驗的渴望；關于人際交往和靈活性、結合適度的謙虛是開創一項事業的基礎的教訓，等等。除了最后一項，幾乎全部都是他進入哈佛大學商學院之前就已經養成或者習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