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開國，本來有個不錯的制度開局。朱元璋將蒙元政權逐出中原后，雙方面臨長期對峙。明軍不能一舉殲滅對手，進而采取了重兵駐防長城一線（朱棣遷都北京后，改為建立以北京為中心的防御體系）的防御戰略。那么，新興的明朝政府就必須解決“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后勤老大難。朱元璋接納了太原人楊憲的建議，邊儲糧草不由政府直接采買，也不征伐老百姓服勞役長途運輸，而是調動商人從江南產糧區將糧草轉運到北方前線。再輔以邊軍屯田制，明政府在不費百姓一粒米的情況下，養兵百萬，沒有重蹈隋朝和兩宋的政策教訓。
朱元璋的這項軍備政策，帶來的意外“副產品”，即培育出了其后主導中國明清時期國家經濟特別是金融命脈的晉商和徽商。《中國商幫600年》一書分析指出，晉商、徽商為代表的中國商幫得以在明朝誕生并蓬勃發展，政府軍備政策只是一項原因，還要歸結為彼時交通便利和長途運輸為支撐的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形成，私茶與白銀貿易在國內外的流傳。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確定的“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國策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除了鹽業等少數幾個行業還在實行政府審查核準制外，絕大部分工商業行業，無論是冶鐵、造船、建筑等重工業，還是絲綢、紡織、瓷器、印刷等輕工業，均由民間掌控。
明朝是一個缺金少銀的朝代，卻能通過更廣闊的貿易和貨幣市場，從全球其他區域源源不斷的輸入白銀。美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就曾估計，明中期至明末百年間，由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在7000-10000噸左右，約占當時世界白銀總產量的1/3，這是前朝從未有過的情況。由此造成明政府發行的紙幣持續貶值，掌握政治權力的政商家族借助這種變化獲得巨大收益。
明政府不能從商幫勢力、海外貿易中獲得利益，又被恥于言利的意識形態所束縛，無從如同期的歐洲國家那樣推行擴張性的重商主義貿易政策，便進一步邊緣化于事實上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體系。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明中后期猖獗的海上走私商人集團，事實上扮演的是維護中國朝貢體系、明朝在亞洲宗主國地位的最后一道屏障角色，他們曾讓中國移民在東南亞的貿易開發中占據優勢地位和主動權，讓葡西荷等歐洲國家殖民商人長期難以撼動舊有貿易體系。
明末期，境外輸入白銀減少、華商貿易體系解體，通貨膨脹十分突出，稅收緊張的政府不得不連連加稅，激化了與士紳、商人及農民等階層的矛盾，稅源更趨枯竭，直至內外庫俱空。清代前200年，盡管滿清皇室推行相比前朝更為開明的統治，適應沿海貿易先后以海關代替市舶司、復設十三行公行，并將張家口建設成為主導中俄延邊貿易的中心城市，以此培育出福建泉州海商、晉商等巨富商幫，但仍未有效解決中國市場受國外流入白銀鉗制的問題。華商商幫也幾乎退出了主導亞洲乃至全球貿易的權力者行列。無論是錢莊等金融業雛形業態，還是先前風光數百年的多個民營工商業，經營思想漸趨固化，中國商幫和清政府在天朝上國的迷醉美夢中吧被動的迎來了鴉片戰爭。
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建立的一百余年內，中國商幫開始經歷巨大轉型，江蘇和浙江商幫成為這場轉型的最大贏家，廣州失去了幾個世紀來貿易中心的地位，東南沿海的人財物資源向新興口岸上海轉移，買辦階層和工人階級都在上海率先出現。清末半個世紀，票號晉商曾風光一時，先于外資銀行成為清政府最大的金融及理財合作伙伴，但抱殘守缺的保守思想使山西金融家們錯過了入股組建現代商業銀行的寶貴機遇——不能不說，這是《中國商幫600年》一書敘述中最讓人扼腕感慨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