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者徐滇慶的領銜新書《看懂中國貧富差距》，是一本直面中國最嚴峻現實問題的著作。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及嚴重性，已成學界乃至社會共識，但貧富差距究竟如何形成、縮小差距為什么困難重重、現有財富分配及調節政策存在哪些誤區或滯后不足，就有各異的解答。徐滇慶認為，這些解答甚至政府推行的改進政策，存在許多似是而非的判斷、錯誤的推導和南轅北轍的結論。
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的徐氏解讀
關于中國貧富差距形成的原因，徐滇慶首先援引王小魯和樊綱的研究結論認為，居民收入差距主要由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階層差距三方面組成，其中提到稅制改革嚴重落后、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不到位是加劇階層貧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并強調指出，農村勞動力未能實現充分就業，是造成并不斷拉大城鄉收入差距的主要推手。
在此基礎上，徐滇慶進一步分析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轉折點）并未到來，仍然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受制于流動障礙未能解放出來，“民工荒”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只發生在沿海。
“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是近年來官方和媒體鼓吹的熱詞，徐滇慶卻有不同意見。他認為，無論中國的經濟增長處于經濟起飛階段還是趨于成熟階段，都不能違反經濟規律、背離市場改革方向，由政府來干預居民消費。他舉出了近年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結構數據，指出近十年中國國內消費增長速度都超過了GDP增長率，占GDP比重的相對下降只是因為同期政府投資的擴大，并不存在媒體和專家念叨的內需萎縮情況。徐滇慶指出，即便要有效提升消費，也不能通過發放政府補貼的方式，而應設法增加生產、減稅、穩定金融、加大住房保障力度、推進稅制改革。
徐滇慶對“通過增加工資來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的流行觀點表示堅決反對，認為那將僅僅讓公務員和國企職工階層受惠。他不同意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持續下降的說法，認為統計規則改變、產業結構變化、GDP數據調整等因素讓這一比重有所調整，但仍屬合理正常范疇，與其他國家同期相比也不存在任何反常。
徐滇慶激烈反對設立和上調最低工資線，認為該項政策選擇不利于擴大就業。他也反對“實施最低工資發有利于扭轉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路徑”的說法，認為“對低勞動成本的路徑依賴”純屬憑空杜撰。聯系到書中此前部分所提及的“農村勞動力未能解放出來”，徐滇慶指出，如果非要設立最低工資線，也應選擇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本轉移出來之后。
歸納有關貧富差距問題的討論，徐滇慶認為，許多觀點都是經濟民粹主義的表現，是“失意文人”脫離實際，跑出來要求平均再分配資源的空想。
徐滇慶的主張是否脫離實際？
應該說，一本通俗經濟讀物大量引用統計數據，并就許多疑難問題建立數學模型進行經濟學運算，還能設法讓普羅大眾看懂，是不多見的，這也足以印證書作者的良苦用心和嚴謹創作態度。
筆者贊同書作者在第16章提出的10項政策建議，包括促進公平競爭、穩定宏觀經濟環境、加大教育投資、消除由于價格等因素對經濟系統所造成的扭曲、建立和健全合理的稅收制度以調節各社會集團的利益關系、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系統等。《看懂中國貧富差距》書中對中國貧富差距形成和加大原因、“擴大內需”和“刺激消費”政策導向的分析批評，也非常具有啟發性。
但仍需指出的是，這本書仍然暴露出學院派經濟學家對中國國內經濟和社會現實情況的巨大隔膜。舉例來說，書中簡單對比中國與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等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并由此判斷中國勞動機械化程度會不斷提高、不斷節省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論證思路，并不契合現實情況。中國大陸能夠借鑒美加等國實行大機械作業農場經營方式的農地面積較少，而且這些農地所屬區域均為中國的工業發達地帶或新興地帶，優質平原農地不斷被地方政府、企業主和開發商圈占；除此之外，還需要認識到，現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形成了廣泛分散的田地承包關系，近幾十年來農村改革又在經歷合作社解體的過程，現代農業機械耕作的生產方式推行受到難以克服的困難——一些地區通過城鄉統籌試點改革，倒是將農民土地集中起來，卻是拿來大興土木開發地產項目或辦廠，集約化農業的收益顯然也是比不過房地產的。
又如，在談及中國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是否持續下降、變化趨勢是否合理問題時，書中盡管引用了中美等國家GDP總量、人均GDP、勞動報酬所占比重等數據，卻沒有注意到簡單使用總量和人均數據必然存在的關鍵硬傷——在中國這樣一個貧富差距巨大的國家，無論是人均GDP，還是人均勞動報酬，亮麗的數據很大程度上是由高收入人群所得粉飾而成，不能說明普通白領職員階層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和購買力變動。徐滇慶由前述數據開展的國家間對比，便顯得毫無意義。
關于最低工資線（法、制度）的合理性問題，書中引用了斯蒂格利茨所著《經濟學》教科書的一段話，“美國多數工人的工資比最低工資高得多，因此最低工資立法對這些工人的失業毫無影響。然后，許多經濟學家相信最低工資立法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非熟練工人包括剛進入勞動市場的年輕人的失業”。這段引述給人的感覺好像是斯蒂格利茨也反對設立最低工資制度，但問題是，斯蒂格利茨本人多次對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通過最低工資標準法案表示支持，認為此法案是“促使市場經濟順利運行一種重要手段”。事實上，即便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大本營美國，最低工資制度也不是所謂“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反對的政策選擇，學界不少人都認同這一制度安排對調節財富分配、遏制貧富差距、保障弱勢群體就業和生活方面起到的積極作用，“對最低工資的爭論，已經從是否應該存在最低工資轉移到應制定多高的最低工資”。
書作者下了一個中國企業界“對低勞動成本的路徑依賴”說法“純屬憑空杜撰”的斷言，卻沒有提出細致有說服力的實證說明，而是空泛武斷的指責官方、媒體、其他（贊同最低工資制度的）經濟學家在討好民眾，在迎合民粹主義。在隨后的篇章中，書作者用更為激烈的語言斥責民粹主義，同樣沒有就具體事例（案例）進行闡釋，而是劈頭蓋臉一頓罵，這不是學術研究和政策分析的正常態度，有失冷靜客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