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讓金融機構和決策者一籌莫展，但是卻往往激勵著金融研究者尋求新的經濟金融分析框架，來更好地解釋和理解金融危機，為下一步更好地把握金融危機提供理論參照。因此，危機之后，往往是理論創新的活躍時期。
在當前關于金融危機的各種反思文獻之中，凱恩斯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關于大蕭條中的反思常常被引用，凱恩斯在一篇題為《1930年的大衰退》（The Great
Slump of 1930，
發表于當年12月份）的文章中說：“我們已置身于巨大的混亂之中，在操控一臺精密機器時出了差錯--其運行機理是我們所不理解的。”從特定意義上說，金融危機的爆發，往往是傳統的理論分析框架無法完全解釋、使得金融界對于全球經濟金融體系這樣的精密機器的機理難以理解。同時，這種反思也促使金融界的創新。
在各種危機的反思之中，拉詹的分析，包括這一本《斷層線》，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在眾多反思金融危機的學者當中，拉詹應當說屬于個性鮮明、才華出眾的一類，有這些特性的學者注定在大的動蕩時期會引人注目。拉詹現在擔任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金融學教授，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在他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期間，他的一篇論文“H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de the world
riskier?”被視為是為數不多的、在危機之前預期到此次危機爆發的出色論文之一，至少在2011年的奧斯卡紀錄片《監守自盜》中，拉詹及其論文被視為是有遠見的預警者，他的這篇論文強調美國金融創新中存在的顯著的激勵約束機制的不對稱、風險和收益的不對稱，必然會導致美國金融體系的崩潰。
拉詹在中國經濟界廣為所知，我想一個因素是2011年的奧斯卡紀錄片中的敘述以及對拉詹的多次采訪，另外一個因素，便是此前拉詹和津加萊斯合作的《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已經在國內翻譯出版，并得到不少的好評。拉詹曾獲美國金融學會的費雪-布萊克獎，這個獎項是獎勵給有才華的、四十歲以下的金融研究者的。
從直接原因看，此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是由于美國房地產價格下跌波及到金融市場，導致金融機構持有的大量次貸支持證券大幅縮水，但問題的背后是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和經濟結構下所形成的全球經濟金融結構失衡，以及建立在這個失衡基礎上的華爾街投行模式的制度性缺陷。在拉詹的分析中，他借用了地質學的一個概念，就是斷層線，地震往往是沿著斷層線爆發的，因此，沿著斷層線的痕跡去追溯，可以為把握金融危機及其演變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拉詹在本書中進一步強調，對于這次金融危機并沒有一個單一的解釋，而是發達國家貧富懸殊與政治壓力之下的過度寬松房貸政策、新興國家出口導向政策與發達國家過度消費、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在金融監管上的尺度不一以及不當的政府干預措施等因素形成了多條“斷層線”，這些深層次的不平衡相互作用，阻礙了各自功能的正常發揮，并由此打破了各國為擬制金融膨脹而建立的制衡體系，在積累了巨大的泡沫之后，整個世界金融體系便出現了深度的調整。
與不少分析金融危機的著作不同，本書并沒有將視野局限在經濟領域和金融市場，而是從社會變遷、政治制度、世界經濟一體化、國際貨幣體系等宏觀視角入手，層層推進，并結合對不同體系的微觀分析，常識從系統的角度道出金融危機的來龍去脈和演進根源。
作者認為，新世紀以來，在計算機和通信技術革命的推動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出現了大量結構性失業現象，導致收入水平的嚴重不平衡。在政治壓力之下，政客們極力推動了以擴大住房信貸為代表的寬松信貸政策，以使低收入階層提前消費，改善生活質量，其后果就是助推了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構成了第一個“斷層線”。
與發達國家過度消費相對應的是新興市場國家的過度儲蓄，由于內部市場狹小，新興國家對出口型企業的補貼政策會抑制家庭消費，使國內市場受到進一步壓制，其巨額的外匯儲備又只能以低廉的資金價格流回發達國家，助推了資產泡沫，這是造成金融危機的第二個“斷層線”。
在一些發達國家，社會保障體系薄弱，加上較高的失業率，使得政府傾向于制訂減稅、增加支出、降息等寬松的經濟政策，一方面造成了巨額的財政赤字，另一方面推高了資產價格，形成了第三個“斷層線”。
在極度寬松的貨幣環境和下，加上金融自由化浪潮下的監管放松，使得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彰顯，傾向于大規模擴張業務，制造了大量的衍生證券，而各國廉價的資金涌入美國又進一步刺激了以次級貸款為基礎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擴張，這是第四個“斷層線”。
作者給出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路線圖也是清晰的：減少政府不當的市場干預，制定適應經濟周期的監管規則；終結對金融機構的補貼和特權，鼓勵金融競爭，變革金融機構的薪酬體系，降低道德風險，消除大而不倒的難題；減少對金融債權的過度保護，逐步淘汰儲蓄保險；建立良好的危機緩沖機制，完善金融機構的破產機制等等。簡單來說，就是要在繼續推行金融市場化的同時，確保金融系統的風險被有效控制和釋放。這些建議大部分已被人們意識到，但真正去修補金融市場的斷層需要國際社會、政府監管部門、金融機構等多方勢力的博弈，推行起來還是會受到既得利益階層的重重阻撓，系統性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既復雜，又具有艱巨性和長期性。
所幸的是，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迅速建立了溝通協調和金融合作機制，通過政府信用向金融機構輸血，采取了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計劃和更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將世界經濟和金融機構從危機的邊緣拯救過來，避免了上個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重演。更為重要的是，過度擴張的金融風險被監管機構和市場參與者廣泛認識和警覺，改革國際金融監管體系成為各國的共識，特別是要提高對復雜的金融衍生品的透明度、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完善信息披露等等，以《巴塞爾協議Ⅲ》和美國《現代金融監管結構藍皮書》及《金融改革框架》為標志，一場全方位的世界金融體制改革正在迅速推進和落實之中，那些世界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斷層也得以被逐步修復。
但是，任何經濟政策的選擇都具有兩面性。經過各國的共同努力，目前金融危機已經走出了最為艱難的時期，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實現了全面復蘇；同時我們也看到，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所造成的負面后果也逐步顯現，在美元依然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制度框架下，大量的貨幣發行導致美元不是進入美國實體經濟，而是流向國際市場，一方面帶來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另一方面推高新興國家的貨幣大幅升值，沖擊其出口市場。
從金融市場發展的歷史看，金融機構和監管者的博弈難以停止，每次危機之后，市場的漏洞總是會被聰明的人們所不斷修補。而技術的發展和金融創新活動的加快又將給市場帶來新的風險，給監管者帶來新的課題。因此，世界經濟金融體系中的斷層可能有的會得到修復，也可能有的斷層不但不會被完全修復，原有的斷層還可能會進一步加深，新的斷層也可能繼續出現。因此，從金融歷史的角度看，這次金融危機不是第一次，也將不是最后一次，但是，金融市場卻會隨著人們認識的不斷加深和對斷層的不斷修復走向更有效率的發展路徑。
是為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