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是《大學》的核心內容,《大學》其他內容都是圍繞這段文字展開論證的。
明明德:尊德性,還得道學問
“大學之道”的道,是宇宙人生的根本,也是體用關系中的“體”,用現代哲學語言來表述,大體相當于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及規律表現出來的現象總和,是《道德經》中“道”及“德”的加總。“明明德”是道體的外在作用,既是從道體(本質、本相、實相、價值)出發的心理和身體力行的行為,又是一切自然現象所包含的規律反應。因為德者,道之用,德即內在客觀規律發揮作用的外在表現。但是,要掌握客觀規律,就得“世事洞明”,只有世事洞明,才能融會貫通宇宙自然與人間社會的發展規律,實現內圣之道。為此,南懷瑾先生借用“自覺”來說明“明明德”的內涵。因此,“明明德”包括了宇宙本體的兩重性:一是當事者自覺發揚內在(道德)的精神力量(內圣),即精神品德的提高(尊德性)；二是當事者明白通曉宇宙之道發揚光大的客觀之“理”(規律),即學問的提高(道學問)。
曾子認為,只有“明明德”者,才能發揚光大不言而喻的宇宙人生道理,道德和文章一樣美好。道德文章美好者,不是只能在書齋研究學問的書蟲,而是主動深入群體,進行社會實踐,以造福民眾的行動來檢驗自己掌握的“真理”是否靠譜,在實踐中不斷豐富真理與提高自身品德,達到“至善”境界。因此,堅持道德的價值底線與主動服務民眾、主動行動、完善自我是人生實踐中的一體三面,不可或缺。在重振中華民族精神的時候,要發揚的是行動實踐哲學、奉獻社會的精神。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行動中的奉獻者,都是正氣的聚集者,也是明德與親民的模范。
親民:既要新民,更要親民
“明明德”即“內圣”,目的是在于“親民”,即自立立人、自利利他、自覺覺他。按當代人的說法,“親民”是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服務,毛澤東用一句話概括,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是,要真正親民、立民、利民、覺民,首要的功夫是“明明德”,既明白掌握自然規律、社會規律、市場規律,又明白洞明世事人情者,才會提高執政能力、投資操作能力,真正“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求,權為民所用”,才會成為老百姓心中的“青天”。按毛澤東的說法,“親民”也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走群眾路線,發動群眾,完成社會改造。南懷瑾先生用“覺他”即大乘佛教的思想來概括親民的內涵。因此,“親民”也有雙重思想,一是毛澤東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體路線的思想,二是將自己的道德學問在服務民眾過程中教育群體,提高群體的思想,即朱熹的“新民”思想和南懷瑾先生提倡的佛學“覺他”思想。
在現代中國,政策上親民的內容,就是就業、社保、上學、醫保、住房等實實在在的東西。未來資本市場的投資重點是與親民即大消費相關的醫療、保險、教育、環保、新能源等,是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潮流的。當然,作為產業升級必需的裝備工業和新型產業的發展,也是綜合國力提升的硬實力,也會提供相應的投資機遇。
止于至善:內圣與外王的最高境界
無論是“明明德”還是“親民”,都是當事者行善所止者,也即《金剛經》中的核心問題:心何所“安”,心何所“住”?因為只有通徹宇宙人生的真理并全心全意服務民眾者,才能功德圓滿,也即其善莫大焉。因為一個人發財,只是小財,只有民眾都發財并過上幸福的生活,才是《大學》之“道”的真理,這與孟子的“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理念相通。因此,反過來看,止善的標準有兩個,即“明明德”和“親民”,只有這兩個標準都達到了,才是真正覺悟真理者。
當然,對于不同的人或者主體,“止善”的標準也不一樣,《大學》對此做了不同的要求:“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因此,“止善”也可以看做在不同地位者的自我準確定位,做好本職工作,就是最大的善,也是積最大的功德。因此,止善的過程不僅是個體關起門來,獨自進行修行的問題,而是在社會實踐、生產實踐、科學實驗中進行修身、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學問并持續地“親民”的行為。中國古代人講,“小隱隱于山,中隱隱于市,大隱隱于朝”,確實有道理。因為隱于朝者,掌握國家公器,如果他能夠明德而親民,就會造福于最大范圍的大眾,這是儒家追求治平為其學術定位的主要原因。
具體說來,做國家干部、廠商、社區領導者(君),以仁愛作為其是否止善的標準；國家干部、廠商中的管理者以及社會工作者,其最高的善是以其是否達到其“職業道德”的標準要求；敬者,敬業,以按職業道德要求做好本職工作為標準。作為家庭中的孩子,善的最高標準,是以其能否對父母盡孝心為標準。如果按此為標準進行考察,當代中國的大多數孩子可能都無法達到止善的標準,因為當代的孩子,多數不是在為父母盡孝,而是父母在為孩子“盡孝”。因此,我們認為,當代中國是一個難以以“孝”進行道德考量的社會。現代社會,孩子是獨立的公民,家長在法理上只不過代理國家或社會進行扶養和家教,無論如何養育孩子,有一點是不能沒有的,即家長要用心對待孩子,使孩子成為有覺悟有才能的人。當然,在對外交往中,誠信仍是最高的價值與品牌,是有價值的稀缺品,品牌是復雜勞動的綜合體現,能夠獲得高附加值。
南懷瑾先生曾經借用佛教的語言對上述“三綱”進行論述:“明明德是自覺,親民是覺他,止于至善便是覺行圓滿而得道成圣。”即“三綱”是自利利他的完美的生命力量體系,三點成圓,滿足了人生內圣外王的所有運行軌跡的發展需要。《大學》之道,給予現代經濟社會實踐的啟示是,由于自然和社會的交錯運動,事物發展過程中往往呈現兩重性。這種兩重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行了深刻分析,從而提示了由商品的二重性發展出貨幣的二重性,貨幣的二重性發展出資本的二重性。自資本主義產生以來,經濟社會矛盾的沖突,本質上是商品、貨幣和資本內在的二重性的沖突,即資本的社會屬性的自我增值的無限追求,與商品或者貨幣的有限供應的矛盾。2008年的金融危機,則表現為社會屬性的貨幣無限供給與自然屬性的商品供給不足的矛盾,表現為貨幣資本化后金融衍生品的無限供給與美國勞工階層對地產需求的有限性的矛盾,矛盾的極限即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