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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前剛一回來，朋友就告訴我，下午有個人來找過你。奇怪的是，我并不認識他們描述的那個人，更奇怪的是據說他要和我討論經濟上的問題。
遇到這種事總能引起人們的好奇，不過我又有些擔心。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概念框架，是很難有效地討論問題的。現在，許多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博士論文是用西方經濟學的范式寫就的，這樣論文送審到一些“正統的”政治經濟學教授的手中，通常會很成問題。再者，既便我們有社會學所說的“共同經驗范疇”，但十個經濟學家通常會有十一種不同的答案——何況是我這樣對經濟學參悟不深的呢？所以也不一定能討論出什么所以然來。
一邊這樣想，一邊打開電腦，還沒瀏覽幾個網頁，朋友又跑過來說那人又打來電話，聽說你回來了，他馬上就過來。
來者是位中年男士。幾句話之后，他就把討論的問題鎖定在經濟增長的效率上了。
問題的背景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增長模式，這個模式是以高儲蓄、高投入、高產出為特征的。這一模式曾在一段時間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1997年的金融危機動搖了人們對它的普遍贊譽。保羅?克魯格曼是最著名的質疑者，他因成功地預測到金融危機而聲名大噪；另一位具有廣泛影響的經濟學家是艾倫?楊格，他長期致力于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特征的研究。
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東亞模式十分相似。經濟學家幾乎一致地認為，中國70％以上的經濟增長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長來解釋。目前，我們的儲蓄和投資都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0％，FDI數量已躍居世界第一，這些在許多國家是難以想象的。而生產的效率雖然在1978年后有明顯的改善趨勢，但還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并且自90年代后期以來，效率的增進似乎又走向了下坡路。東亞模式的問題表現為“資本深化”，也就是生產一單位的產出所投入的資本越來越多，其結果就是資本邊際生產率的下降，從而導致利潤率的下降。簡而言之，是投資過多帶來了增長效率的問題。
這位造訪者顯然并不同意這樣的解釋。他認為，今天的投資可以形成明天的生產能力，投資會帶來一個經濟潛在生產能力的提升；同時，東亞經濟勞動力十分豐富，因而經濟增長放緩，利潤率的下降是因為沒能實現資源的充分利用。所以，一個自然的結論是有效需求的長期不足束縛了生產潛能的發揮，出路是只要政府努力提升有效需求，生產就會達到潛在水平，尤其是應該通過消費的不斷增加來實現“快樂增進型”的增長。
這樣，我們討論的重心就集中在到底是投資過多還是需求不足，拖累了東亞特別是中國經濟以福利為內涵的增長步伐。
我覺得從道理上來說，可以把資本投入過多說成是需求的相對不足(因為如果市場規模足夠大，商品的價格不會下降，投資的利潤率也就不會下降)，并且認為增長的真諦在于實現更多的消費也是無可爭議的。
可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滿足消費的方式是有效的嗎？東亞普遍出現的內需不足是否與其經濟增長的模式本身有關呢？如果低效率的投資并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給，再多的生產能力也只能是變成閑置的機器廠房和不斷堆積的商品。另外，現實中資源環境的瓶頸約束越來越強，投入推動增長的模式提供產品服務的成本從而在不斷上升。而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使得產業結構嚴重雷同，有些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可能永遠都不會得到充分利用。
和許多人一樣，我不認為問題的癥結是需求方面出了問題。按照正常的邏輯，投資是經濟行為中最活躍的變量，投資通過乘數效應決定產出和收入，收入決定儲蓄和消費。因而，消費不足更可能是結果，而非原因。中國長期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這不僅是擴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就能解決的。同樣，持續的投資膨脹可能真的已經導致增長效率的下降。或者說，從需求的角度，通過高投資形成的供給并不是最有效的，市場還沒有給予充分的認可。
我們知道，同樣是增加產出，可以通過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實現，也可以通過投入固定而提高生產效率實現。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模式屬于前者。在這種模式下，經濟增長對高儲蓄和高投資形成強烈的依賴。而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模式，高額儲蓄率在一段時間之后必然會下降。這將對中國經濟可持續性增長構成巨大挑戰。
如果是這樣，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解釋中國持續高投資的形成根源。我想，這其中強勢政府是一個重要因素，這一點可在東亞比較中看出。在東亞，儒家傳統的勤儉通常被當作是高儲蓄的原因，而高儲蓄則形成了高投資。可是，這無疑是在說是人的偏好不同造成了經濟模式的不同。實際上，更為合理的解釋是東亞的政府扮演了推動高投資的重要角色。就拿中國來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趕超型戰略是政府集中資源搞建設的合理理由。而在轉軌體制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則推動了以基礎設施、房地產等領域為主的投資熱情。
總之，如果我們注意到中國與整個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共同特征，并從這個視角來審視中國的經濟增長問題，我們就應該承認，把投資體制和增長方式帶來的問題歸咎于有效需求或消費不足無異于舍本逐末。畢竟，即便是在當前，投資方向仍然有相當大的比重是由政府或國有企業選擇的，而消費卻是私人決定的。經濟學一再告誡我們，應該相信的是私人，而不是政府。
資本形成的重要性，在早期的發展經濟學中得到了特別的強調。早在1954年，諾貝爾?獎得主WA劉易斯就提出，經濟發展的中心問題是投資的提高。他說:“經濟發展的中心問題，是要理解一個社會由原先儲蓄和投資還不到4％~5％轉變為自愿儲蓄達到國民收入12％~15％以上整個過程。”對照現實，這種看法的指導意義似乎已經下降。
潮流早已轉向對效率增進型增長模式的論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轉變增長方式尤其是投資體制是我們日益緊迫的任務，與這個經濟學愛好者討論后讓我更加堅信這一點。這樣看來，這次意外的談論還是富有成效的，雖然我們所做的只是傾聽對方的觀點，而不是一定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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