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2003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致力于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研究、文藝思潮研究。發表學術著作《巫婆的紅筷子》等，并在《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等學術期刊發表多篇論文。獲“2008年度《當代作家評論》獎”和“《南方文壇》2009年度優秀論文獎”。現任職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后。
“一直有一種沖動，真正回到鄉村，回到自己的村莊，以一種整體的眼光，調查、分析、審視當代鄉村在中國歷史變革和文化變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內在性的廣闊的鄉村現實生活圖景。所以，對我而言，回到梁莊，是一種精神的必然。并且，作為一位人文學者，擁有對中國鄉土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積累，是一個人精神世界中最寶貴的一部分，它會使我更深地體會到那掩蓋在厚厚灰塵之下的、鄉村生活某種內在的真實與矛盾。”
村莊，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民族的子宮，它的溫暖，它的營養度，它的整體機能的健康，決定著一個孩子將來身體的健康度、情感的豐富度與智慧的高度。
問：《中國在梁莊》以非虛構的文本，再現了中國鄉村的轉型之痛。因為梁莊，大家認識了你，又是什么，讓你一步步回到梁莊，直至貼近它？
梁鴻：寫作《中國在梁莊》并不是出于一般意義上的“歸鄉”情結，而是出于一種精神的困頓與痛苦。我們每個人都有故鄉，也經常有回望故鄉的情結。但是如果你的故鄉是鄉村的話，你就會發現，在不知不覺中，鄉村，在某種意義上成了民族的累贅，成為“底層”、“邊緣”的代名詞。我想，這一不容回避的現實不只是關心故鄉的人應該關注的事情，也是每一個關心中國鄉村的民眾都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一直有一種沖動，真正回到鄉村，回到自己的村莊，以一種整體的眼光，調查、分析、審視當代鄉村在中國歷史變革和文化變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內在性的廣闊的鄉村現實生活圖景。
所以，對我而言，回到梁莊，是一種精神的必然。并且，作為一位人文學者，擁有對中國鄉土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積累，是一個人精神世界中最寶貴的一部分，它會使我更深地體會到那掩蓋在厚厚灰塵之下的、鄉村生活某種內在的真實與矛盾。
問：當用腳步和目光丈量村莊的土地、樹木、水塘、河流，尋找往日的伙伴、長輩、逝去的親人，用心傾聽他們的痛苦與幸福時，卻發現，“村莊的潰散使鄉村人成為沒有故鄉的人，沒有根，沒有回憶，沒有精神的指引和歸宿地。”這樣一種解讀背后，讓你有怎樣的思考？
梁鴻：村莊，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民族的子宮，它的溫暖，它的營養度，它的整體機能的健康，決定著一個孩子將來身體的健康度、情感的豐富度與智慧的高度。如果我們的子宮不健康，也很難培育出健康的孩子和人生。沒有故鄉，沒有根，意味著一個人無家可歸。這對于民族發展和作為人類生存來說，都是非常大的問題。
我以為，當代中國現代化發展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忽略了人心的東西。經濟可以計量，可以作為功績，人心卻看不見。但是，人心又是一個民族情感健康和心靈溫暖的基本因素。人心渙散了，人心被傷害了。我們擁有高樓大廈，擁有那么高的GDP數字，又有什么意義呢？同時，它也會累積出許多實際的社會矛盾。
問：在蓬勃的“廢墟村莊”里、在頹廢的學校里，理想青年的落魄、青春少年的心理郁結、困于村莊的老人……各種各樣的人成為書的主體。在他們身上，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的矛盾是以極其復雜的糾結方式展現出來，這是一般意義上的訪客無法獲知的。你讓我們了解了真實的鄉村圖景。但是，它的意義在哪里呢？能產生實際的作用嗎？
梁鴻：“發現”與“展示”本身就是意義。我們能夠真正意識到問題，總有一天會慢慢改善。我特別想說的是，我不想把農民、鄉村看作某一個階層，某一種符號，或某種類別，我要把他們作為一個個生命寫出來，作為非常具體的個體存在寫出來。我想讓大家看到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感受，而不只是抽象的憐憫和同情。如果大家看了《中國在梁莊》之后，有所痛，有所思，心里有了那一片廣闊而復雜的土地，有對那土地上的生命和那土地上文化式微產生某種溫柔的痛感。我想，它的目的和意義就實現了。因為，心靈多了這樣一個空間，就會對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治、文化與現代化進程有不一樣的想法，最起碼，它多了一個思考的維度。
問：你認為當前的現代化發展和村莊、本土文化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梁鴻：學術界很多人早就在說，鄉土中國已經終結。這樣的表述似乎很正確，因為城市化是一種必然的趨勢，無法阻擋，但是，我們不能夠因為它是一種必然就忽略掉它非合理性的一面，同時，也把鄉土中國中仍然有價值的東西給拋棄掉。當把一種正在生長、正在轉型的文化看做現實時，并從此出發尋找新的出路的時候，我們忽略掉的是什么？是仍處于這一文化中的人們的存在。他們的情感、思想、風俗，他們的生存方式并非全然跟隨這一轉型而轉型。相反的是，他們可能仍然渴望回到那種傳統的模式中。因為在那里，有他們情感的依托，有他們可依賴的習慣。這樣的渴望難道一定是落后的，不需要加以考慮的東西嗎？它是否還具有合理性？如果全部否定掉這些，我們又怎樣進入了這個誤區？
問：在你心中，理想的農村生活又是怎樣？如何達到這一理想境界？
梁鴻：當然是“田園詩”的生活，這是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每個人的夢想。但這種生活，并非傳統文化中的“老死不相往來”、“泥屋瓦房”式的田園詩，而是那種能夠珍惜、尊重民族古老傳統，尊重人心和樸素情感方式的生活。它尊重大地，尊重泥土，尊重來自于大地之中的生命。只有在此基礎上，我們的鄉村才是健康的、幸福的。到那時，鄉村，不管是城市化建筑，還是東方傳統式建筑，都沒有關系。因為它的精神內核是完整而豐富的。
老實說，我還不知道如何才能達到這樣的理想生活。但是，如果我們的政策執行者在執行具體的政策時，能夠從農民的情感、農民的需求，能夠真正以愛國、愛家者的身份加以考慮，而不是只從可量化的經濟指標去考慮，我想，即使問題再多，也會慢慢地有所改善。
問：你主要從事學術研究，你覺得寫作《中國在梁莊》對你以后的學術思考有沒有影響？以后還會再有相關的創作或研究嗎？
梁鴻：肯定是有的。我自己感覺，這本書之后，我的精神更踏實，更能觸摸大地。在重新回到學術研究時，重新思考中國文學，思考中國當代文化與思想狀況時，甚至有一種奇怪的寬廣之感和深遠之感，對很多問題及相互之間的內在關聯似乎有了某種頓悟。我明白了自己在做什么，為什么而做。我想，這是因為學術對我來說不再只是知識生產，它也與自我精神的存在、與時代和社會相一致。
對我來說，《中國在梁莊》不是一次終結性的行動，它只是開始，我還會以其他方式的寫作不斷走進鄉村，小說的、散文的、學術的等等。這將是伴隨我一生的行動，不只是出于一種社會責任心，也是對自我精神的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