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真正有歷史感的人，無論是看問題，還是辦事情，都更容易養就理論上的自信和政治上的成熟。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非公有制經濟已成長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推動力量，更加重任在肩，正需要大力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題記
剛剛過去的2010年，是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開始，對民營經濟而言，也是一個極不平常的開頭。不僅國務院出臺第一份專門針對民間投資發展、管理和調控方面的綜合性政策——去年5月頒布的《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第一次專門就工商聯工作聯合下發指導性文件——去年9月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工商聯工作的意見》，民營經濟受到極大關注。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一部紀錄中國民營經濟激蕩60年的專史《中國民營經濟史·紀事本末》出版發行�？梢哉f，它與之前出版發行的姊妹篇《中國民營經濟史·大事記》一起，共同構成了我國第一部最高規格的民營經濟專史。
實際上，中華民族歷來重史。中國有可能是世界上歷史記錄最全面和最豐富的國家——《二十四史》或許就是很好的明證。不僅是修史，我們還非常注重用史：從歷史吸取智慧，古為今用。中華文明之所以五千年延綿不絕，成為古代文明中唯一幸存下來的超巨型文明，或許與我們重修史和重用史不無關系。
如今，我們終于也有了民營經濟的專史。除了能如《資治通鑒》所講的“明乎得失之跡，垂鑒戒于后世”，修民營經濟專史行為本身應該具有更深的意義。
《中國民營經濟史·紀事本末》主要是勾勒了民營經濟發展的“U”型線：以1978年的改革開放為分界，前30年，以民族資本為代表的工商業和其他個體私營經濟一步步走向衰落，到“文革”幾乎消亡殆盡。數據顯示，至1976年底，私營經濟在我國已經絕跡，個體經濟也微乎其微，幾乎到了滅絕的邊緣，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者僅只有19萬人；后３０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民營經濟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脫胎而生，并一步步成長壯大，已成長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推動力量。全國工商總局統計顯示，截至2010年底，我國個體工商戶戶數達3406.54萬戶，資金數額1.27萬億元，從業人員6982.37萬人；全國私營企業達818.88萬戶，注冊資本(金)達17.73萬億元，從業人員9183.89萬人。
在勾勒民營經濟發展的“U”型線的過程中，《中國民營經濟史·紀事本末》還完成了兩個任務：一是記錄了有關民營經濟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比如劉少奇天津之行、鄧小平南方談話、“厲有為風波”和江澤民“七一講話”。二是專題專論了民營經濟一些重要方面和重大問題。比如說“原罪”大討論、“溫州模式”問題、“二次創業”現象和民企家族制的興衰。
盡管重大的歷史事件往往都眾所周知，但《中國民營經濟史·紀事本末》也不是所謂“歷史揭秘”，但一路讀下來，還是會有許多新發現。比如講非公有制企業中黨的建設，一般人可能都會認這是改革開放后遇到的新問題，但其實早在1952年3月23日，就有專門條款明確提道：“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營企業中建立黨的支部，加強黨的工作�！彪m然與今天所講的黨建內容上會有差別，但明顯也屬于黨建。
再比如“非公有制企業”或“非公有制經濟”的概念，如今被廣泛使用，一般可能認為是約定俗成，但實際上，這是個頗有來頭的稱謂。199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于工商聯若干問題的請示〉的通知》，正是該通知解決了其他多種經濟成分的統一稱謂問題，把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和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投資企業等其他經濟成分，首次統稱為“非公有制經濟”，以相對于公有制經濟。
事實上，修史讀史絕對不是為史而史。我們常常把歷史與未來聯系在一起，最明顯的就是所謂“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或“讓歷史告訴未來”。一部中國民營經濟激蕩60年的專史讀下來，會告訴人們怎樣的未來呢？更明確地講，民營經濟發展的“U”型線會走向何方，是再一次下行向“W”型發展，還是繼續上揚呈拋物線發展呢？極其可能，這是一部《中國民營經濟史·紀事本末》帶給人們的最大思考。
其實，在《易經》上面有這樣一句話，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意思就是說，讀歷史，多了解前人的話語、行為和事件，可以涵養心性，能夠增進德性。這個話說得好，宋神宗在為《資治通鑒》作序時，就作了引用。一個真正有歷史感的人，無論是看問題，還是辦事情，都更容易養就理論上的自信和政治上的成熟。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非公有制經濟已成長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推動力量，更加重任在肩，正需要大力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從這一意義上講，學習一下民營經濟史大有必要，不僅是對民營經濟企業圈內人士大有必要，對所有關心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的熱心人士也大有必要，而且對一切關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有識之士，都大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