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不敢寫書評》一發，在各地讀書人當中引起了一陣小小的反響。武漢學者王成玉先生為此寫了《書評一說》，言于拙文“讀后深表同情，亦感同身受”；拙文的第一讀者宋曙光先生評論說“還是要看書的質量和文化含量，水平不高的書不評，即使是熟人朋友的書”；石家莊《藏書報》編輯潘寶海先生也為此寫了《可以寫書評》，說拙文“是一位有底線的作者自述”，同時指出“純色的書評還是可以寫的，也是需要的”。
好的書評，確實還是需要的。其實，我在上大學時和到報社工作之初，曾經寫過不少書評，所評之書多是自己想評的，自覺自愿，想寫就寫，因而不僅賴此認真地讀了不少好書，而且著實鍛煉了寫作、評論能力，獲益匪淺，受用無窮。直到現在，我還是鼓勵青年作者和到報社實習的大學生、研究生們認認真真地寫些書評。認認真真地寫書評，首先能夠認認真真地閱讀文本，其次能夠逐漸提高對文本的鑒別、分析能力，再次還能夠學習和汲取所評之書的精華，這對年輕的讀書人來說尤為必要。好的書評，是好的學術風氣和文化環境的引擎；營造好的學術風氣和文化環境，要從年輕的讀書人做起。
好的書評，需要有好的書評家。而好的書評家，恰是當下所缺乏的。書評前輩蕭乾先生認為，書評應具有“客觀性、新聞性、服務性”，并指出理想的書評應符合四個條件：第一，評論之前首先要展示原書的概貌；第二，應避免空話、浮話、套話、廢話，精煉是文章的來源；第三，以思想和智慧取勝，忌流于俏皮、淺薄和油滑；第四，和創作一樣，書評的形式和內容應是相互和諧。這四個條件中，第二條和第三條實際上講的就是書評家的修養。現在很多“書評家”的書評寫不好，除了不符合蕭乾先生提出的這些基本條件外，更重要的是他們缺乏書評家所必需的修養。這種修養，體現在學術水平上，更體現在道德水平上。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是社會文化浮躁滋生出的“紅包書評”，使書評作者失去了獨立的批判精神，書評成了“書捧”。
吳小如先生在《書評難寫》一文中談了自己書評生涯的真實體驗：“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寫文章才沒有那么多的清規戒律，然寫書評仍感到很難。首先寫書評不再像40年代一樣，一切都是自愿的，而是礙于情面，徇于人際關系……”正是這種情面，這種人際關系，使那些恪守規范、堅持原則的書評家望而卻步，同時使那些見好就吃、給錢就寫的“書評家”如魚得水。
寫此文時，正巧看到最近一期《讀書》上秦燕春先生的書評《“且待小僧伸伸腳”》，其中寫道：“書評是我不太喜歡的一種文體，也寫得少，因為每次忍心為他人辛勞吹毛求疵的時候我都必須面對更為揪心的煎熬：同為作者的我，自己的著述又在何種程度上經得住類似認真的拷問。”這與拙文《不敢寫書評》的觀點不謀而合，但其更為可貴之處，是在同時具有書評家和書作者兩個身份的情況下，頭腦中保持著的自省精神。書評家的修養，是包含著書評家的自省精神的。
多年來，大家一直公認《文匯讀書周報》在推薦好書方面具有權威性，這主要是該報有一批具有自省精神和高雅品位的書評家做后盾。多年來，很多朋友都認為《讀書》雜志不如上世紀80年代好讀了，而我倒是覺得，該刊雖然失去了像張中行、金克木那樣的通家及其妙文，但在推薦圖書方面還是比較嚴格的，所發書評大都是由比較權威的專業人士寫的，起碼能夠保證書評的學術水準。可惜，現在像《文匯讀書周報》、《讀書》這樣負責任的報刊并不多，而充斥媒體的大量書評，都是在替新書及其作者裹上甜蜜的糖衣，涂上迷人的油彩。這樣的書評，其作者或許只是想為新書捧場，別無他意，但這樣的書評公開發表在大眾傳媒上，極容易起到變相廣告的作用，常常誤導讀者，讓讀者買了不值得買的書，花了冤枉錢。書評作者成為“書托兒”，是學術的墮落，也是道德的淪喪。
1933年，魯迅在《我們要批評家》中說過：“這回的讀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機，不惟有益于別方面，即對于文藝，也可催促它向正確，前進的路。但在出品的雜亂和旁觀者的冷笑中，是極容易凋謝的，所以現在首先需要的，也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七十多年后的現在，我們需要的，也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書的書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