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中國，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生活與金融活動，無不受到轉型的影響。舒立對話，收錄在這里的，自1998至2010（主體為2007-2010年），正是中國經濟發展在前期“放權讓利”改革結束后經歷的最錯綜復雜時期。
中國社會這一次轉型，是“文化-政治-經濟”三重轉型，以經濟的轉型期最短，大約需要三十年至五十年。各國人口生育率遷移（demographical
transition）的數據表明，在兩代人時間內，一個“人口經濟”過程通常完成這一遷移，進入人口的老齡化階段。經濟轉型的起始年份，按照通常的看法，是1978年。不過，主導經濟的思想轉變，應是1956年，以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為標志。所以，從1978年開始的經濟轉型大約在2028年以前結束。
政治轉型是一個復雜得多的社會過程，它首先依賴于本土社會文化傳統和政治文化傳統的轉型，這就需要遠比兩代人更久的時間。例如，以1900年“歐風美雨”自西洋和東洋呼嘯而來為開端，政治的轉型已持續了百年之久，此即李鴻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一過程令人困惑的原因或內在緊張的原因，歸根結底是我們數千年以來固有的情感方式與我們試圖適應的新的生活方式之間的沖突，大國尤其如此。
制度（家庭的、教育的、醫療的、生產組織的和國家的等），馬歇爾曾指出，畢竟要適應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故不能迅速改變。然而，中國社會這一次經歷的轉型卻是迅速的，與各國轉型相比，我們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不迅速的。在這里，我們熟悉的一切事物，在十年之內發生的改變，足以讓我們每一個人感嘆，更足以讓每一個外國人或在海外生活的中國人感嘆。
如此大范圍的社會變遷在如此短促的時期內發生著，就激發了生活在穩態社會里的觀察者難以想象的事件的豐富性和沖突的尖銳性。舒立，在我試圖概括她的特殊稟賦之前，我必須指出，她首先和我們每個人一樣，“趕上了這個特殊的時代”。
人類社會經歷過許多特殊的時代。縱觀思想史，在西方和中國，要指出這些特殊的時代并不困難。例如，王國維指出過，商周更迭，為亙古以來最大一變。這之后的秦至前漢，魏晉至唐初，宋末和清末民初，均可稱為特殊的時代。
魯迅自述，家道中落的人，最有機會洞察世事。類似地，特殊的時代，社會的起伏動蕩遠比平常劇烈，從而產生無數人家的興衰更替，這就為思想者提供了難得的體驗。思想的深刻程度，與事件的豐富性和沖突的尖銳性恰成正比。
有機會體驗，并不意味著能夠激發深刻的思想。前者是客觀的，后者依賴于主觀因素。思想的深刻性，更主要地取決于心靈的敏銳程度。另一方面，在同一社會環境內，一個人的體驗孰多孰寡，更主要地取決于性情。性情，心理學的術語是“personalities”，直譯是“人格”。我們人類的情感，延續時間最短的，稱為“情緒”（emotion），稍長些的，稱為“心情”（mood），更長些時間的，稱為“性情”（temper）或更學術地稱為“氣質”（temperament），最后，我們性情當中能夠維持畢生而不變的部分，心理學家稱之為“人格”（最近發表的研究報告：受試者人格量表的得分在23歲至83歲之間無顯著改變）。
舒立的性情
熟悉她的朋友們都知道，舒立是性情中人。這是一種人格魅力。哪怕出自相似的家庭和社會背景，有這種人格魅力的人，與沒有這種人格魅力的人相比，可以有更多的體驗機會。古希臘人相信，人格即命運。在舒立那里，這一信條可再度接受檢驗。
我和王爍（我替王爍作此猜測），屬于1990年代后期，初識即被舒立的人格魅力吸引住的人。我記得一件小事，那時我因文筆較佳而常被報章主編們詢問可否撰稿。某年某日，我赴三聯書店董秀玉的宴請，席間一位主編再詢撰稿事宜并再遭婉拒之后，終于啟齒問了一個平常很難提出的問題：請問舒立給你多少報酬？眾友靜默，等待我回答。知道了我所得的報酬，那位主編大笑不已。我明白，我難以用報酬這樣的理由推辭撰稿邀請。董秀玉迅速替我解圍，她的解釋：丁丁和舒立，當然友情更重要。十年過去，我仍記得此事。因為，董秀玉的解釋，顯然最中肯。
舒立的財新團隊，幾乎是一個關于中國新聞的傳奇故事。我在舒立的編輯部也多次試圖概括這一傳奇的思想史涵義。我記得，比較令人信服的一種概括，我們稱為“小圈子”的廣泛“影響力”。例如，以馬赫為思想領袖的維也納小組是戰前歐洲一個影響深遠的小圈子，維特根斯坦、塔爾斯基、波普和哈耶克，以及許多重要的科學家和思想家，都受了它的影響，然后，這些影響通過這些重要的科學家和思想家帶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例如洪謙老先生是石里克主持的維也納小組的成員）文明世界更廣泛的影響。又例如，在數學界有一個影響廣泛的小圈子
“布爾巴基小組”，這個小組的成員通過一系列的文章和學術研究改寫了現代西方的全部數學。最后一個例子是當代中國的，香港中文大學的陳方正教授在收集了足夠多的素材之后，在一次學術會議發言時指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初的活躍人物幾乎都源自陜西和山西的兩個“知青點”。
不論如何，最終讓我的小圈子假說獲得了充分說服力的，是MIT一位統計物理學教授發現的“冪律”。根據這一規律，我們體驗到的自然的和社會的全部事件，如果按照事件的重要性排序的話，統計而言可出現這樣一種規律：在經歷了許多，例如幾千項平凡的事件之后，總會有例如一項不那么平凡的事件發生。讓我們將平凡事件的集合記作集合1，后來發生的不那么平凡的事件的集合記作集合2，在經歷了許多集合2的事件之后，總會發生一些比“不那么平凡”更重要的事件，這樣的事件的集合記作集合3，諸如此類，我們于是可以有一系列集合，記作集合1、集合2、集合3、
。冪律的意思是：任何一類事件，足夠多的集合1的事件的發生意味著要有一件集合2的事件發生，足夠多的集合2的事件的發生意味著要有一件集合3的事件發生，
以此類推。如果在平面上畫出重要性的級別及其事件數目的關系，那么，重要性的級別和各級重要性事件數目的對數，二者之間呈現一條負斜率的直線。根據冪律，我們有理由推測，當我們培養了10萬名北大畢業生的時候，意味著大約有1000名可稱為“出類拔萃”之輩的畢業生，在他們當中大約有10名可稱為“天才”的人物，
依此類推，若要涌現出1名愛因斯坦這樣的天才人物，我們或許需要培養100萬名北大畢業生。
在社會思想的領域，小圈子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那些最重要的觀念，它們相互之間具有強烈互補性。于是，我們必須尋找盡可能多的攜帶著較高級別重要性的觀念的人，非如此而不能獲得更高級別重要性的觀念。
不難想象，這些攜帶著級別較高的重要性的觀念的人，可能多么地難以相處。文人相輕的傾向，在中國始終很嚴重。舒立的性情，在職業優勢之外，使她能夠恰到好處地與這些攜帶著較高重要性的觀念的人相處。
職業優勢，是的，舒立在新聞界享有優勢。例如，那一著名評語
“亞洲最危險的女人”，從海外新聞人的角度刻畫了舒立的這一優勢。從局內人的角度，多年前我為她的另一本文集作序時寫過，舒立的優勢源于她心智的特征。她具備一名優秀新聞記者的心智特征
在任何突發事件中迅速捕捉最重要的信息。什么是最重要的？這與上述關于重要性的觀念有關，不過，你還必須具備足夠強大的理解力，否則，即使你接觸到這些具有較高級別重要性的觀念，你仍無法理解它們。在任何特定的社會里，如上述，攜帶著具有重要性的觀念的人總是試圖接觸與他們同類的人。但蕓蕓眾生，他們到何處尋找他們的同類呢？媒體，只有媒體最可承擔這樣的功能。你可以試著通過一份影響廣泛的媒體發布和闡釋你的那些具有較高級別重要性的觀念，并預期由此引來同類重要性的觀念攜帶者的注意。舒立兼有二者。她是攜帶著較高級別重要性的人，同時還是最具影響的媒體人。我再重復一遍，這要求一顆強有力的心。
收錄在《舒立對話》中的文章，我認為，難度最高且內涵最豐富的采訪，同時也代表了這本文集的最高水平的，是“中信再出發”。我甚至建議讀者直接去讀那一篇，以便熟悉和適應舒立的風格。其次，從學術角度，我認為提出了最多的既是實踐問題也是學術問題的最具挑戰性的采訪，是“工行應變”。對話的水平取決于對話雙方所思的深切與廣泛。舒立在這兩篇采訪中的對話者，前一篇是孔丹和常振明，后一篇是姜建清。作為經濟學家和主持金融學教育的學者，我對這幾位對話者的印象，如上述，因讀了舒立的這兩篇采訪報告，十分深刻。
一顆強有力的心 情感的和智力的，如舒立這樣的，隨著更多和更深切的體驗而不斷進步。這樣的預期，是可以確認的 從這本文集各篇文章寫作的時間和它們的品質。
（北京大學教授、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