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一天，胡舒立和李昕走進華盛頓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森的辦公室。幾天后，他們與保爾森的對話，以《保爾森信號》為題，刊于《財經》雜志。對話關注當時即將舉行的第二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和本書37篇對話的核心關切一樣，也和舒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始終如一的職業興趣一樣，與保爾森對話的焦點，是中國的改革。
特別提到此篇，是因為注意到舒立團隊采訪保爾森的日子 2007年3月14日。就在這一天（北京時間3月15日），中國內地各主要網站刊出消息《美次級貸款地雷引爆
金融危機四伏》。舒立無疑是步入了正在形成的風暴的中心。她應該已經注意到美國新世紀金融公司發出盈利預警，和匯豐控股為在美次貸業務增加18億美元壞賬準備的新聞。但是那一天，無論她還是保爾森，顯然都還沒有意識到禍之將至。“保爾森信號”，不是關于一場世界范圍的金融海嘯已經逼近的警訊，而是對中國加快開放資本市場的鼓勵。
五個月后危機全面爆發。舒立任主編的《財經》雜志刊出了《金融風暴
全球共振》一文。倏忽三年。三年后的2010年4月5日，舒立在北京再次訪問保爾森。依然是從前的團隊，但他們的媒體已是《新世紀》周刊。在題為《保爾森答案》的新的一篇對話里，有段耐人尋味的交談：
保爾森： 危機發生的時候，中國副總理王岐山跟我說，“Hank， 我們的 老師 有麻煩了。”
《新世紀》：中國沒老師了。
許多年后，人們一定會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在2007/2008這個時間刻度上，有一條極其重要的歷史分界線。正進入改革深水區的中國人，在這個時刻遭遇逆風和惡浪。在《保爾森答案》一文中舒立和她的同事評述：
許多致力于改革的人士認為，此次金融危機，中國在經濟上受創有限，但改革開放之路受挫，影響更為深遠。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內部以經濟自由化為主，外部以對外開放融入國際體系為主。在金融危機之后，兩者都有所失速。國家干預主義不僅大占上風，還隱有固化可能。對外開放特別是金融對外開放的聲音在金融動蕩之下失聲。中國30年來固然走所謂自己的道路，但自己的道路是不變量，變量基本來自“以美為師”。
在這個意義上說，“我的老師有麻煩了”，有麻煩的還有學生。
這正是舒立最深的憂慮
“許多人有一種錯覺，以為中國幸虧沒改那么快，如果真改了，說不定更像歐美，更容易出問題。金融危機好像不但沒有成為改革的推動力，而且簡直變成了不必要改革的一個根據”。就在2010年再訪保爾森的4天前，舒立團隊與經濟學家吳敬璉、汪丁丁、高尚全座談。《推進整體改革議程》一文，第一句話便是“中國正站在十字路口”。在這篇對話中，舒立團隊和三位學者更深入地探討了當今中國的困局和出路，他們的對話擲地有聲。
高尚全說：“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舉世矚目。近年來，中央政府在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改革上有所進展，但從總體上看，改革進展并不平衡，主要有四大不協調：首先，改革滯后于開放；其次，宏觀改革滯后于微觀改革；三是政府改革滯后于企業改革；四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改革。這種不協調，累積了諸多深層矛盾。”
吳敬璉說：“2000年至今，十年過去了，中國前途的兩種趨向、兩種力量在賽跑。即基于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跟 權貴資本主義 或稱 官僚資本主義
，正在賽跑。目前，賽跑的態勢怎樣呢？應該說，兩方面都有所斬獲，現在還勝負難分。”
汪丁丁說：“對抗或抑制官僚資本主義傾向的更具體的步驟，我認為最值得優先嘗試的是地方政府的財政民主化實驗。預算民主和預算透明很重要，這其實是抑制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可行的辦法。
記住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索是什么，我常常警告周圍的朋友們，是稅收和預算的專斷權力。如果未來中國經濟沖突轉化為政治危機，它很可能是導火索。”
這是本書中提綱挈領的文字。座談結束時，舒立說：“其實，30多年改革的經驗，概括言之，無非12個字：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未來十年，中國何去何從，不但攸關13.3億中國人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對世界的穩定和繁榮有直接影響。”
“未來十年，中國何去何從？”舒立的發問，道出無數有識者心頭的關切。這正是本書的主旨。《未來十年，世界是誰的游戲？》這個書名，看似舉重若輕，卻無法讓人輕松。我是舒立的同行。書中諸篇對話，把我的視線引向世界和中國的變局，也引向舒立團隊本身。未來十年，中國傳媒何去何從？作為中國傳媒的領跑者，這個團隊的理念、品質和未來路向，值得同行矚目。
中國新聞改革，是中國整體改革的重要子系統。新聞改革同樣有內外兩種動力。內在的動力，源自傳媒人對前蘇聯“真理報模式”的揚棄和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外在的動力，源自傳媒市場化。告別“真理報模式”與政治體制改革密不可分，傳媒市場化與經濟體制改革有莫大關系。
觀察一些轉型國家和地區的傳媒演變歷程與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我認為中國傳媒大致有四種路向：
第一塊路標上寫著“權力”。這是改革開放前的“真理報模式”：嚴密管制，以計劃經濟方式運行。這過去的歷史似已遙遠，然而若改革發生嚴重逆轉，新聞改革的內外動力喪失殆盡，媒體仍有可能倒退回30多年前。這可能性雖微乎其微，但仍應存有警覺
極左勢力并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臺。
第二塊路標上寫著“金錢”。這是一些轉型國家和地區發生過的事實：威權管制崩塌，媒體的洪水沖決閘門，利潤最大化成為傳媒的最高追求，媒體進入惡質化的痛苦期。海峽彼岸的朋友曾告訴我們這種“自由到來后的苦悶”，但飽受鉗制之苦的我們對這種前景注意不多，卻對憑借市場化力量突破控制懷有浪漫的希冀。
第三塊路標上寫著“權力+金錢”。這是今天的現實：畸形的傳媒市場化。在政治改革明顯滯后于經濟改革的現實環境下，一些媒體正將“一要聽話，二要賺錢”作為信條。“真理報”那一套改變無幾，但卻被大大注入了商業元素。一些媒體被賦予做強做大的特殊地位，依附權力，又試圖壟斷市場。這樣的“市場化”，沒有自由平等的競爭，卻處處可見計劃體制的遺弊。此種官商官媒，正為權貴資本主義所需。
第四塊路標上寫著“公器”。
這條道路上的媒體，有志獨立于權力與資本之間，把“自由”和“責任”視為一對相伴相生的永恒命題；堅守新聞理想，又能駕馭市場風浪，在傳媒市場競爭中自立自強。
我認為舒立團隊奮力探索的是第四條路，一條在傳媒市場中謀生存、求發展、爭自由、做公器的道路。這是一支專業性很強的財經類媒體制作團隊，他們尊重專業知識，有冷峻嚴苛的操作流程，但卻不囿于狹義的“財經”。他們自覺承擔社會責任，高度關注公共政策，難能可貴地“既不惟權力的馬首是瞻，也不惟資本的馬首是瞻”。或者可以說，在舒立眼中，原本就沒有那種可以自外于社會與政治的所謂“市場”和“財經”。
她有一段談論資本市場的名言，道出她的理念：“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駕于市場 公開公正公平 的原則之上，而在三 公 之中， 公開
居于首位；而媒體的批評權與公眾的知情權就是公開性的保證”。
今天中國傳媒的種種坎坷，就是高尚全先生所說政改滯后于經改所累積的深層矛盾的反映。中國傳媒的生存發展離不開市場經濟，但只有吳敬璉先生所說的“好的市場經濟”，才能給中國傳媒帶來希望。而推動民主法治，呼喚“好的市場經濟”，正是傳媒的迫切使命。
傳媒無可避免地要涉及政治、投身市場競爭。今天的中國傳媒，是政治角色，是經濟角色，然而更應該是社會角色。在現代公民社會中，它承擔著維護公共空間的使命。媒體是企業，但優質的媒體，一定是不以營利為惟一目的的社會企業。它的專業性，首先表現為它的公共性。它監督權力的運行，但自身亦要接受社會的監督。從這個意義上說，重新定義傳媒屬性，讓媒體成為獨任其責的社會角色的新聞改革，無疑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翼，也是社會體制改革的一翼。
未來十年，是攸關中國前途、也攸關中國傳媒命運的關鍵十年。改革之路會不會受挫？基于法治的市場經濟和權貴資本主義間的賽跑誰勝誰負？是否會發生經濟沖突？經濟沖突是否會引發政治危機？舒立團隊正密切關注。2010年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40天中七談政治體制改革。舒立第一時間在個人博客上發表評論：
值得警惕的是，當前出現了一種論調：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反過來證明了中國政治上的成功。按此邏輯，中國60多年來幾無變化的政治體制，先驗地既適應計劃經濟，也適應市場經濟；基于這種“中國模式”之“政治優勢”，過去不必改革，今后也無需改革。這種論調無視當前經濟發展與政治體制不相適應的現實，與中共已有的政改決策相抵牾，也是對昭昭民意的漠視。
這是舒立的敏銳，也代表著團隊的品質。未來十年的大幕已經開啟，新的大戲充滿懸念。危機，沖突，奮進，挫折，衰亡，新生
波瀾起伏的新故事將一幕幕展開。舒立團隊，請當仁不讓，和新一代改革者一起，擔當起推動中國進步的歷史重任！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