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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這曾經是被人們廣為推崇的流行語。變化，成為人類社會進入經濟工業化后半程的最主流特征。奧巴馬以他始終不變的競選主題—“變革”強勢勝出。變革，成就了奧巴馬。這場變革，絕不單純是為了擺脫眼下經濟、外交與軍事的困境，更是為了美國長久的未來。
變革的目的到底何在呢？也許最終就是為了資源占有。縱觀人類歷史，在遙遠的古代，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究其根本，是一國謀求另外一國的資源掠奪。在人類社會尚未找到其他路徑的時候，戰爭雖然野蠻，但人們還是愿意采用這種方式。
美國是最早最主動進行經濟變革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國家。一方面，它以各種辦法鞏固自己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政府支持企業進行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IBM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放棄傳統的財務打孔機業務，全力進入計算機領域。美國通用電氣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業務重組，它甚至把經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電視機業務放棄掉，以換取進入到核磁共振這樣一些醫療器械領域的機會。經過不斷的調整，美國建立了在高科技領域的全球優勢，由一個工業強國轉變為金融與高科技強國。同時，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強力推行全球自由貿易，這使得可口可樂、麥當勞和其他大量美國產品可以在全世界暢通無阻。依靠改革，美國繼續鞏固了自己全世界經濟第一強國的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這場經濟變革的成果，是它的工業產值比例大幅度下降，而金融服務業和高科技產值大幅上升。美國的這種變化從側面折射出未來趨勢——工業經濟王朝的崩潰。如今，不斷變革的美國更是選出了他們主張變革的黑人總統。
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全球一體化這項壯舉。它是由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發起并全力推動完成的。
如果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代表，則最初這只是發達國家之間的一場游戲，當時間逐步推移，有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也加入到了自由貿易的行列。富國發起這場運動的目的，從根本上是謀求告別以往那種簡單的產品出口到窮國，然后換取窮國資源的模式。這已經不能再滿足它們日漸膨脹的胃口。它們希望以自己的資本和技術直接進入到發展中國家，這樣它們便可以更大程度和更經濟地占有這個國家的資源，同時還能夠對這個國家的相關產業實施一定的控制，從而保證自身的長期利益。在中國的汽車行業、電子行業中，假如美國、德國、日本、韓國不是把它們的資本與技術引進中國，不在中國設立企業，它們今天在中國獲取的巨額利潤就無從談起。當然，我們也難以在這些領域獲得發展，這也是我們愿意加入這場游戲的動機。我們希望借助發達國家的資本與技術來使我們擺脫貧窮。同時，我們還希望以開放本國市場為代價，使自己的產品自由輸往全世界。這就是全球一體化能夠贏得富國窮國一致認同的利益基礎。但是，沒有人愿意在這場游戲中處于被動，處于付出資源多而收獲利益少的位置。大家都希望在這場利益博弈中成為贏家。利益博弈的要求，成為各國狂熱追求技術創新與產業調整的源動力。變革只不過是這類行動的代名詞。
毋庸置疑，企業當然會有更加徹底的變革行動。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企業變革案例是人們最為關注的。商業精英中，人們最為推崇的是兩類人：變革英雄與創業英雄。中國更加注意的是創業英雄。因為我們窮，還沒達到已經富裕而需要通過變革從而更富的階段。同時，我們的民族有經驗主義的文化特點，這使得我們的創新精神受到遏制。老馬識途，以經驗的眼光去預見未來，成為中國企業很主流的一種特征。究其根本，這是上千年農業經濟歷史的一種影響。而歐美以及日本企業工業化的歷史較長，以改進現狀預見未來的行為習慣為特質的創新精神成為它們的一種基因。
IBM是一家令人尊敬的企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實施它的變革。在它近百年的歷史中，始終恪守著自己的使命。IBM的創始人老沃森在最初創建這家公司的時候，為它起了一個“國際商業機器公司”這樣的公司名稱。為此老沃森還興奮到熱烈擁抱夫人，宣稱自己有了一個偉大的商業夢想。而當時，IBM的創業產品只不過是提供商戶賣肉使用的秤。之后，它又生產銷售企業財務部門使用的打孔機。再之后，20世紀50年代開始，IBM進入到計算機領域。IBM的令人尊敬之處在于，它始終堅守著自己的商業理念：為團體客戶提供產品。心無旁騖，始終如一。從老沃森開始，一直到郭士納。在郭士納之前，IBM始終是優質技術的產品供應商，是全球備受尊敬的藍色巨人。專一的目標客戶群，專一的產品，百年光陰。這是難以想象的堅定不移。杰克?韋爾奇曾經以調侃的語言表達過對IBM的欽佩。他說：“一個人幾十年始終只做一件事情，那是多么的枯燥乏味呀!”
郭士納領導IBM之后推動變革。它開始對自己經營多年的IT產品采取放棄態度，轉而致力于向客戶提供改善效率的IT咨詢服務。IBM的傳統產品業務甚至出現巨額虧損，因為，轉向服務的IBM除了資源配置要更多地傾向新業務之外，原有的適合傳統業務的管理與文化都需要改變，這些成為傳統業務虧損的一部分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說，IBM個人計算機業務虧損是它轉型服務業務的必然代價。假如IBM既不接受傳統業務虧損，又不放棄服務轉型。郭士納主導的這場變革也許就會是一鍋夾生飯。這是跨國公司的實力，它經得起也付得出這種鳳凰涅式的代價。
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在于，為什么世界各國會以如此力度強調經濟變革？跨國公司會如此推動自身的經營變革？這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呢？也許就是當產品過剩了之后，當資本也過剩了之后，甚至當人類的創造力使得技術相對也過剩了之后，我們需要認識清楚，到底什么才是稀缺的。那么，什么是稀缺的呢？因為產品供應的豐富，需求變得稀缺了。面對難以計數的同質化商品，與其說消費者很難決定自己的購買行為，倒不如說企業很難判斷，到底應當怎樣才能夠贏得消費者的心。需求依舊存在，只是因為過剩的供應，而使得大多數企業的產品不能獲得消費者的青睞。工業經濟時代由需求豐富供應短缺開始，走到供應豐富需求短缺的境地。所以，企業變革的動力產生。以礦產資源為代表的原材料也是稀缺的，這是由制造業的繁榮和產品壽命周期不斷縮短而造成的，有色金屬、鋼材、石油和煤炭價格的攀升都證明了這一點。資本巨頭拼力加強對上游原材料領域的控制。制造業不斷生產加入新技術的商品，人為淘汰掉之前技術落后但仍可使用的商品。不斷地制造，導致了對上游原材料的饑渴，這讓那些資源類企業可以待價而沽。對這些資源的有效控制以及經濟地利用，成為企業變革的第二個動力。在這樣一種競爭環境中，中國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到底應該是什么呢？
中國制造說到底是一種價格競爭力。我們希望自己未來能夠實現中國創造。假如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表現出來的則會是一種價值競爭力。問題在于，我們通過什么途徑去獲得這樣的價值競爭力呢？這些問題困擾著我們。可喜的是，2010年初，在剛剛脫離金融危機的泥潭之后，中國政府便加大力度利用政策、金融等手段推動產業結構調整，這是政府層面的變革。雖然，它還只能在產業與行業層面上，在價格競爭向價值競爭轉變這項任務中發揮作用，但畢竟也意味著我們開始進行變革了。
人類社會發生在這20年間的變革，我們或者還需要經過50年之后，才能夠準確地對其進行評價和認識。但此刻，我們隱約能夠感覺到，這場變革的意義或許與200多年前發生的工業革命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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