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本新書，書名很醒目——《話語權》，作者張國慶是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的國際問題專家。《話語權》這本書主要內容說的是美國社會如何利用“話語權”來影響中國、誤導中國、鉗制中國、戰勝中國。很寬的書腰上赫然寫著這樣的文字：“在宣傳上花1美元就等于在國防上花5美元”。因此，“話語權”等于是一場長期而復雜的“宣傳戰”。張國慶先生的這本書我還沒來得及看完，但是，他很清晰地提出了“話語權”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他讓我們意識到，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這場“話語權”較量，至少在目前看來，中國一直處于下風，近幾十年來，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始終不是美國的對手。有這樣一個意識，我覺得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認識到“話語權”的重要性，首先使我們更為清醒，它會使我們對于美國媒體的“客觀公正”表示高度的懷疑，同時，對種種有關新聞媒體的理論書、教科書中的“客觀公正”產生更加深入的思考。其次，當我們意識到我們“說不過”對方，但對方又確實沒有多少道理、反而是把歪理打扮成真理，甚至是用謊言來冒充“客觀公正”時，我們自然要問：中國在這場關于“話語權”的較量中應該怎么辦？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本書作者并沒有提出特別有效的辦法。“包裝中國”之類的措施，其實沒有涉及到問題的根本。就好比中國已經多次在美國投放“中國制造”、“國家形象”等廣告片，效果其實有限。要認清“話語權”問題的實質，必須透過現象，看到本質。我正在寫作的一部書，其實講到了這個問題。借此機會，將正在寫作的一部分內容透露一下，以幫助大家對這個問題有更深入的理解。
西方政治理論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叫做“三權分立”，它幾乎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普遍原則。“三權分立”是指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分別獨立。簡單說，它是指一件事情的決策、執行、監督分別獨立。再通俗點說，西方的“三權分立”就是把一件事情切成三段，分別由不同的人負責。理論上說，這好像是一個不錯的構架，有助于避免獨裁專制。但是，在實際運作過程中，西方的“三權分立”完全可以出現下面的情形：決策由張老板負責，執行有李董事長負責，監督由王大股東負責。我曾經說過，全世界的資本家比全世界的無產者更容易聯合起來。西方的“三權分立”把同一件事情切成三段，難以避免由不同的資本家分別掌握每一段。
美國的具體政治實踐，清晰地顯示了這種狀況和結果。在立法過程中，大資本可以施加影響；在行政過程中，大資本不光可以施加影響，甚至還可以親自操作行政，例如美國的農業；在司法過程中，大資本依然可以游刃有余地影響司法。換句話說，即便把一件事情切成三段，聯合起來的資本家，依然可以對前后“三段”持續地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響。盡管有民眾的影響，但是，民眾的影響與金錢的力量相比，在很多時候都非常有限。從根本上說，美國社會就是資本占據主導的社會，否則也不會用“資本主義”這個稱呼。它的這種方式有什么問題？需要做一個比較。
從社會權利來說，西方“三權分立”所劃分的對象，并不是真正的權利核心。真正的社會權利主要是如下三項：暴力權、財權、話語權。中國古代傳統政治是與西方“三權分立”不同的另一種“三權分立”，即：暴力權、財權、話語權的“三權分立”，是縱向的“三權分立”，而不是西方的橫向“三權分立”。當今世界在暴力權問題上，基本上都走了秦始皇的方式，即暴力權歸國家所有，而不允許地方勢力、貴族擁有暴力權。這是西方社會向中國學習的結果。但在財權和話語權，以及對掌握暴力權的資格方面，西方社會還沒有達到中國古代政治的認識高度。
中國古代政治將財權比較多地留給社會，政府掌握收稅等部分財權，社會上的資本有較大的投資自由，從而形成比歐洲發育更早、更全面的商品經濟社會。有些人說中國古代沒有商品經濟，這種說法是不懂中國歷史。宋朝商品經濟的發達程度遠遠高于歐洲，所以宋朝才會有全世界最早的紙幣。把財權較大地留給社會，在中國古代叫做“不與民爭利”，有的皇帝在這個問題上做的不好，但這一原則是長期奉行的。將相當大的財權留給社會后，中國古代政治另一個優異之處在于：掌握暴力權的人是知識分子群體。換句話說，中國古代政治是將話語權與暴力權結合在一起，而竭盡所能地避免財權與暴力權、話語權的結合。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財權很容易自私，如果財權與暴力權、話語權結合在一起，它很容易使得所有的社會權利都向財權嚴重傾斜。代表社會良心、掌握話語權的知識分子來掌握暴力權，一是更容易客觀公正，二是不容易濫用暴力。
如果我們理解了中國傳統政治的實質，就會發現，西方政治實際上就是暴力權、話語權都歸財權指揮、掌握。在西方古代等級制度下，暴力權、財權還是分散的、逐級承包的，在現代中央集權下，它們合為一體，危害更大。不管西方的“三權分立”如何把一件事情切成三段，財權對于三個部分的掌握和操縱始終無法避免，也使得財權對于暴力權、話語權的控制變為常態。比方說，西方歷史上的殖民地就是典型，集暴力權、財權、話語權于一身。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就是把暴力權、話語權統統交給財權掌握。針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也如此，財權操縱了這場戰爭的暴力權和話語權。迄今為止，美國對于伊拉克的戰爭，依然如此。這種狀況在美國的軍工企業那里，尤其明顯。在軍工企業之外，財權對于暴力權的掌握稍弱一些，但是，財權對于話語權的掌握一樣牢固。
前幾天，股神巴菲特退出了《華盛頓郵報》的董事會，原因是任期滿了，巴菲特不想連任了。這個事實讓我們很清楚地看到，美國社會就是這樣由財權來掌握話語權的。巴菲特即便退出了《華盛頓郵報》的董事會，我們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大資本家接替他的位子。而且，巴菲特還是全球最大評級機構的大股東，這又是一個極為明顯的由財權掌握話語權的例子。張國慶的《話語權》一書中，舉了一個中國完敗的例子，就是中國的大豆產業被美國徹底攻陷。這個中國的失敗案例，是美國的成功案例。美國在中國完勝“大豆戰役”，張國慶的這本書中很清楚地揭示了真正的原因：就是因為四大糧商這些“財權”完全掌握、操縱了“話語權”。這一話語權還不僅僅是美國媒體的話語權，甚至還是美國政府的話語權，都在幫助“財權”故意誤導中國。美國財權與話語權一個完美的戰術配合，使得美國的轉基因大豆徹底打敗了中國的傳統大豆。在這場“大豆戰役”中，沖在前面的是美國的“財權”和“話語權”，暴力權沒有顯眼地上陣，但是，未來不排除美國的“暴力權”也一起上陣，以維護壟斷資本的“財權”。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會知道，不管我們如何向美國做宣傳，效果都是有限的。因為，美國的“財權”永遠都是維護它自身的利益，美國財權所掌握的話語權，永遠都是為它自己的利益說話，想要改變它，幾乎不可能。除非中國也像美國一樣，由財權掌握暴力權和話語權，形成比美國更大的財權，才能形成比美國更大的話語權、暴力權。這種做法雖然是西方人的做法，但是，很顯然，它將嚴重違背“客觀公正”的原則，等于是以謊言對付謊言。而且，這一做法在中國已經被部分人開始推行和實踐，并且已經對中國社會自身產生一連串不良后果。
要真正長期有效地改變中國在“話語權”上的被動局面，根本性的解決方案只有一個：堅持中國式暴力權、財權、話語權的“三權分立”縱向模式，并將這種中國傳統的縱向“三權分立”模式通過現代實踐，證明它在現代社會中的有效性與合理性，從而讓全世界在理論上拋棄西方那套橫向“三權分立”之類的政治理論，從理論和實踐上都對西方的政治理論和“財權”主導一切社會權利的形態予以否定。我們需要一個理論高度，才能與之較量。這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
本人正在寫作的新書，內容是關于重慶打黑以及資本主義制度下黑社會形成的原因，其中將有專門章節講述這個“三權分立”的問題，在此也算是先做一個預告。總而言之，張國慶先生的《話語權》一書很敏銳地提出了一個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重視。解決這個問題的真正方案，還需要從中國古代傳統政治中尋找方案，借助中國古人的智慧，并與現代社會的實踐創造性地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