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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美）范李等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
全球化不僅是難以逆轉的，還帶來了許許多多領域錯綜復雜而富有挑戰性的變化。適應這些變化，必須對包括公共治理在內的方方面面予以調整，就像一百多年前各主要資本主義大國因劇烈的進步發展完成過的一輪制度創新一樣。
19世紀后半期，新工業革命極大的提升了歐美科技和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城市化急劇推進，城市居民中的新移民數量激增（在美國則表現為外國移民增加），催生出許多經濟和社會問題；此期間，產業、金融壟斷趨勢逐漸顯著，金融危機和政商勾結造成的社會危機令人感到逐漸失控。在這些變化面前，舊式民主政治框架、經濟學思想、市政管理體系均顯得無能為力。由此驅動了一場較為深刻的治理改革，現代意義上的公共行政（公共福利、社會保障、公共財政等概念）應運而生，美國等國政府還開始強化反壟斷法律體系建設，注重保護經濟活動的多樣性、創業活力和創新精神。
之所以說當今全球化帶來的新變化、新挑戰，必須促進治理改革等全面調整，這是因為，全球范圍內信息傳播的便利、各類利益主體發生聯系的便捷，使得原本可以在政府、企業、社會三個范疇內單獨解決的社會問題復雜化，大大超出了各自主體的應對能力。《群：凝聚政府、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力量的新模式》一書認為，應當建立一種新型的合作模式，讓三個范疇的主體在特定議程框架內，推行共同領導，支持共同解決問題，提高應對復雜形勢和新情況的能力，破解金融危機、資源危機、氣候危機和治理危機四者疊加所造成的復合型難題，找到可持續全球化之路。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該種被命名為“群”的新模式，可以通過“動態張力理念”，來將政府、商界和公民社會三者匯聚，明確合作、又彼此制約、注重保障各自利益：每一方都通過意識中的影響力杠桿與另一方相連（如法令就相當于政府和商界之間的影響力杠桿，抵制行為是公民社會和商界之間的影響力杠桿，而選舉則充當著公民社會和政府之間的影響力杠桿），影響力杠桿是雙向的，三方在同一地點同時運轉時，“群”的協議和原則在中間創造并保持一種動態張力。
如果某一方過分壓制另外兩方，非但不能削弱對方的行動力，還會引起某種形式的反擊，近年來多起非政府組織反擊跨國公司的運動正式典型例子。與之相對應的正面例子則是，印度等國出現的三方以“群”的模式合作，成功的在扶貧、診治困難疾病患者等方面取得了單純靠政府等任何一方所不能企及的良好成效。
書中指出，“群”的理念遠遠優于企業社會責任那樣的由企業自身設定范圍和內容的模式，首先在一些社會和經濟邊緣事務上建立公私合作，分別發揮企業和政府在不同層面上解決困難問題的復雜經驗，再將公民社會（公民個體或群體、非政府組織）帶入其中，促進“群”模式運轉信息的透明化。書作者為此舉出了“哈萊姆小型企業聯盟”的示范案例。2001年底，一系列大型連鎖零售商公布了要在紐約街區開店的計劃。哈萊姆社區的許多小型企業主擔心大型零售商對商業生態和他們利益的損害，為此找到了克林頓基金會，后者便為之設計了一種非盈利的新型合作模式，吸納了大量的非政府機構和紐約地方政府參與。在“哈萊姆小型企業聯盟”的框架下，小型企業主們得以加速完成經營模式和盈利方式的轉型，成功的應對了大型零售商所帶來的挑戰。書作者認為，三方都為群帶來了獨特能量，小型企業主帶來了資源基礎、行動計劃、解決問題的深度以及資金；地方政府提供法令、長期穩定的保證、稅收政策和公正裁決，非政府組織則通過評估大型零售商入駐社區帶來的影響，為商界和政府的行為查漏補缺。
建立“群”并使之發揮作用，應當遵循的理念包括：第一，優化理念，力求實現整體利益、摒棄零和博弈策略；第二，通過技術和制度創新，增強“群”及三方各自對問題的預知和認識能力；第三，永恒協商原則，對異議和爭論保持開放姿態，強化動態調整能力。遵循這三方面理念，政府、商界、公民社會的任一方（或兩方聯合）都可以作為“群”的發起者。
接下來，在協商設定“群”的章程后，三方成員都應注重多方協作協調的藝術與科學，對重要分歧或重要責任的分攤，應舉行戰略演練，制訂會談的共同規則，設定“群”活動的指南和評價標準，采用導航式而非獨斷或議而不決的領導方式。
總的來說，《群：凝聚政府、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力量的新模式》為人們，特別是致力于社會建設、社會組織發育并發揮作用的地方及其領導人提供了一套可供借鑒操作的思路和模式。在筆者看來，“群”模式的實質，或者說最大效用，就在于將社會和經濟問題的主要利益相關者整合在對話軌道中，從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信息不對稱、利益相關者不在場而造成的矛盾和沖突，這當然有助于增強政府、商界和社會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促進平穩轉型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