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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尼古拉斯·卡爾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提出或反駁“互聯網毒化人的大腦”的觀點，都不難，也都能找到具有說服力的證據。持前一種觀點的人，會舉出互聯網時代人們閱讀時間下降、對外界事物更差的注意力、疏遠化的社區和人際關系等數值證據，甚至還會說，“你善用谷歌（百度），但你搜到的，一個都看不懂……”而反駁者，首先可以列舉互聯網時代對擴展知識范圍、增強知識傳播便利性、實現互動等好處，繼而從當代人知識占有的數量、聚合多學科知識和社會常識的水平遠甚于前人的角度，推導出“新技術、互聯網讓我們變得更聰明”。
如果聰明一點的反駁者，則會從新技術對專家和知識分子文化權力構成挑戰的角度，嘲笑后二者之所以危言聳聽，是基于對失去權力、影響力、利益分配主導地位的恐懼。
這種嘲笑似乎也很有道理。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書店、圖書館、暢銷書不斷問世，讓平民階層閱讀和文化學習不再是奢望，此番情狀，曾讓近代初期的歐洲各國貴族們憂心忡忡，西班牙著名劇作家洛佩·德·維加在1612年的戲劇《全民皆兵》中就曾感嘆，“這么多的書——這么多的混亂啊！包圍我們的是印刷品的汪洋大海，而大部分海面上都泛著無聊的泡沫。”
同樣，19世紀末，各主要資本主義大國均已布設公共教育，文化出版業開始繁榮，消費主義主導下的通俗出版物替代了嚴肅文學、科學出版物而成為大眾首選，精英知識分子已“不再是一個高瞻遠矚的啟蒙者，而更像是一個向市場供貨的生產者”。一百年前，社會學家、文化學者們也紛紛發表觀點認為，閱讀形式的便利化、閱讀內容的膚淺化，正在毒害人們的大腦。
曾公開發問“谷歌在把我們變傻嗎”的美國科技作家尼古拉斯·卡爾，此番推出《淺薄：互聯網如何毒化了我們的大腦》一書，是否在重復幾百年前、一百年前提出過的同樣問題，又在杞人憂天？無論我們在閱讀之前持怎樣的觀點，都有必要帶著這個設問，在閱讀中認真驗證尼古拉斯·卡爾給出的答案。
全書開篇就談論了人們在閱讀和寫作中，使用電腦、互聯網替代原有方式，通常會產生的反應和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在于，一方面，人們的閱讀速度加快，在閱讀總量中，略讀所占比例最大，閱讀過程很容易被廣告、信息鏈接、即時通訊工具打破，造成閱讀的低質量；另一方面，人們對特定事物的關注度下降，注意力無法集中，常常出現心緒紊亂，并陷入對互聯網海量信息的饑餓型依賴，也就是，思考變得越來越少、思考深度越來越淺。
尼古拉斯·卡爾指出，以印刷術、紙質書籍發明和推廣為重要標志的工業化時期，人們仍能兼具效率思維和冥想思考的能力，這很好的保護了現代人的精神自由。在他看來，所有的信息技術都會帶來一種智能倫理，印刷圖書建構了人類社會整整數百年的閱讀和思考邏輯，促成了與之相適應的人的深度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才形成了近代以來的文明成果。
現在的問題在于，“屏幕的世界截然不同于書本的世界。一種新的智能倫理正在形成”，這必然倒逼人的閱讀、思考邏輯乃至生活方式發生變化。互聯網時代交互性、超鏈接、可檢索、多媒體等特點，鼓勵人們改變信息接收、處理和生產形式，盡可能多、盡可能快而非盡可能精準的掌握信息。
多項實驗調查表明，由于大多數人并不像極個別IT工程師那樣具備高強度的并發處理多重任務的腦力，互聯網環境下，只要一上網，人們的工作記憶被嚴重超載，還導致大腦額葉難以聚精會神地關注任何一件小事，無法鞏固記憶。而且，由于神經通路具有可塑性，上網越多，對大腦適應精力分散狀態的訓練就越多，這使得今天的許多人一旦稍稍遠離計算機或其他可上網設備，就感到無所適從的根本原因。科學界同樣如此，基于互聯網而產生的，追求“效率至上”、依靠“二手參考資料”（而且脫離上下文）、淺嘗輒止的調查研究策略，大腦在綜合處理信息過程中的參與程度會更間接、更膚淺；誘導學者改變思考和研究的方法，傾向于廣泛、同時探究許多主題，但都是在較膚淺的層次上開展。
尼古拉斯·卡爾在書中談到，計算機、互聯網等一切技術從其本質上說只是人認識、理解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人的理性應當高于工具理性，人過度物化、工具化、變成技術（工具）的外延，不僅影響了人的特性，而且還正在悄然破壞社會屬性和社會聯系。尼爾·波斯曼多年前在《技術壟斷》一書中發出的偏激警告，悄然變成了今天的現實，“電腦對普通人有多大的好處呢？他們的隱私更容易被強大的機構盜取。他們更容易被人追蹤搜尋、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審查，他們對有關自己的決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們常常淪為被人操縱的數字客體。他們在泛濫成災的垃圾郵件里苦苦掙扎。他們容易成為廣告商和政治組織獵取的對象。”
可以說，《淺薄：互聯網如何毒化了我們的大腦》一書，在論證技術（科學）迷信、唯科學主義對人和社會的危害方面，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書中，尼古拉斯·卡爾廣泛引用醫學、神經醫學、社會學等學科新銳研究成果，并回顧媒介與文化、人三者關系的進化史，得出了具有很強說服力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