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先生是中國金融學界最受尊敬的學者之一。拜讀夏斌先生的大作《中國金融戰略：2020》一書受益匪淺。夏斌先生在該書的討論中囊括了當前中國金融幾乎所有主要問題。沒有對中國金融活動與發展的深入了解，做到這點是不可能的。我自己在心里做了一個測驗：看看我是否能提出夏斌先生在該書中沒有提出的重要問題。答案是否定的。我提不出什么新問題。
夏斌先生顯然試圖在《中國金融戰略：2020》一書提出一個認識與分析中國金融問題和發展的理論框架。首先，夏斌借用帕金斯教授的話強調了中國金融研究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對于中國的經濟學家，特別對于接受過西方博士項目培訓的經濟學家來說，主要的挑戰在于如何將書本上的知識應用到對中國至關重要的實際問題中。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必須思考什么是對中國真正重要的問題，而并非什么是當時在西方學術界最熱門的話題。如果你根據在美國的經驗認定你所應該做的解釋，照搬哈佛經濟學或麻省理工經濟系最有名的五位經濟學家的模型，那就錯了。當然你可以這么做，而且這也有可能為你博得在國際學術界的聲望，但也有可能意味著你的研究對中國就不會那么重要了……中國經濟學家想要這么做也不是不可以，但它本身對中國的任何實際問題是不會有重大貢獻的。”對于這個觀點我無條件贊同。
基于對中國金融實踐的任務，夏斌提出了金融
“四維系統”的概念，即金融系統是一個由貨幣政策、金融監管、微觀金融與涉外金融所構成的一個完整系統。基于“四維”系統性的思考，并結合中國的特點，夏斌提出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對于這一體系，我將在最后提出一些簡單批評意見。下面先談談我對夏斌的一系列主張的看法。簡單來說，我對夏斌的主張幾乎沒有不同意見。
夏斌指出：在未來一個歷史時期內，或者說在到2020年前后的戰略過渡期內，作為金融的總體戰略方向，只能選擇國內金融的充分市場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中國金融戰略的核心內容有四項：人民幣匯率、資本賬戶管理、人民幣國際化和國內金融改革。對此，我基本沒有異議。
對于夏斌所提出的一系列具體政策，如戰略過渡期內必須選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必須仍然堅持資本賬戶漸進開放的原則；大國經濟體的崛起，必然要求加快人民幣區域化進程；必須抓緊修正外匯管理的原則，我更是完全贊成。
夏斌對外匯儲備使用的觀點不但正確，而且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不少人認為，外匯儲備是央行通過向市場投放貨幣買來的，是央行的資產，“不能動”。夏斌指出：殊不知，既然是央行投放貨幣買來的，為什么市場（包括政府）再用人民幣（包括發債籌人民幣）向央行購回，就不可以？就不能稱為合理的市場行為？何況，如果市場主體用人民幣向央行購匯，用于進口和境外投資，還可減少境內貨幣供應過多壓力，提高國民凈福利和企業競爭力，并不妨礙央行對資產負債表風險的控制。夏斌接著談到由“藏匯于朝”部分轉向“藏匯于民”的問題。夏斌指出，決策者要相信，經歷多年市場化歷練的民間力量，在用匯收益上，并不亞于官方。而且，這一歷史性的一步，是早晚必須邁出去的。同時，民間用匯的過程，又有利于國內貨幣供求的平衡和國際收支的平衡。其儲備風險分散在各經濟主體，也有利于減輕國家集中承擔風險。夏斌的這些觀點無疑都是正確的。不過我想補充一句。為什么企業和居民一開始就把外匯賣給了中央銀行，為什么民不想藏匯于己？例如，農行上市籌集了二百億美元后，為什么馬不停蹄地把這些外匯統統賣給央行？答案很清楚：沒有理性人希望平白遭受匯率損失。因而,所謂合理使用外匯儲備的問題離不開人民幣匯率的合理水平問題。
夏斌提出了我國對外金融政策的若干主張：
（1）應始終如一地支持IMF的改革，力爭人民幣進入SDR的籃子，支持IMF和聯合國有關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的新的SDR方案等議案。
（2）支持各區域貨幣、“貨幣同盟”的研究和發展。
（3）以各種方式，支持亞洲金融合作（包括“上合組織”），實現區域性風險救助機制。
（4）以人民幣跨境結算與人民幣國際化為推動力，通過中國央行與各國、各地區央行的貨幣互換合作，以中國的經濟實力，尋求全球經濟穩定發展的多種途徑。
（5）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應投入更大的精力，牽頭組織、推動亞洲債券市場的發展。亞洲經濟是全球最具增長潛力的地區，亞洲又是高儲蓄、外匯儲備最多的地區。通過發展亞洲美元債券市場，推動亞洲經濟的發展，不僅對亞洲經濟、對中國經濟與金融戰略的實現是有利的，而且可迂回制約主要國際貨幣濫發的現象。
（6）結合人民幣“走出去”進程，用好中國對外的美元援助、美元貸款、用美元購買亞洲債券等活動，促進發展中國家和東盟國家的發展，尋求在進一步推助經濟全球化、亞洲經濟一體中的中國利益。
（7）支持國際組織關于全球“宏觀審慎監管”和“全球金融監管治理”的制度措施，減少杠桿效應，穩定全球金融體系和經濟發展。同時要學會“以我為主”的思考，給中國經濟發展多留些“空間”，不追求國際金融監管引領者的虛名。
這些主張是完全正確的。
在中國金融改革方面，夏斌也提出了一系列正確主張。但我對他提出的，中國要重視的不是美國“大而不能倒”的問題，恰恰是“小而不能倒”的問題的看法，有所保留。我以為，中國同樣存在大而不能倒的問題，而且可能比美國更嚴重。四大銀行占壓倒優勢地位，不是一件好事。
在一篇評論中，不斷對被評論文章表示贊同不是一件好事。因而，我想簡單談一下對夏斌大作的一點不同見解。首先，以愛因斯坦所闡述的科學體系的標準看，夏斌的著作還不是一個分析的體系。討論金融發展，既可以用假設演繹法也可以用歷史方法。但夏斌的方法仍是中國傳統的“擺觀點法”。中國學者還必須考慮同西方同行交流的問題。中國學者對中國經濟運行的了解是外國學者所不能比擬的，但是如何讓外國同行了解我們的觀點呢？我們必須學會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話語體系。否則我們只能自說自話。沒有交流和正面的辯論，我們的經濟學就會受到很大限制。當然，我對夏斌著作的這點不同觀點只不過反映了我的個人偏好。夏斌本來就沒有打算按我說的這種方法來闡述自己的思想。必須承認，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下，夏斌的方法論可能更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