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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理查德·威爾金森
凱特·皮克特
出版社：新華出版社 |
眾所周知，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超過某一個臨界點之后，直至富足程度，收入增加對人們健康、幸福和滿意度等的影響將逐漸減小，反而可能出現越來越多和普遍的社會問題。
針對這樣的現象，經濟學家們、社會學家們各有說辭，開出了五花八門的“藥方”，有些體現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風格，就某個具體的社會問題（現象），設法調動政府、行業、企業、社會組織、公民個人的積極性和力量，卻常常難以操作，因為解決這類問題的成本和收益不均衡，而無法實現各方的誠摯合作。
還有些觀點將社會問題的癥結歸咎于，政府和公民個人對（自由放任）經濟學原則的違背（市面上流行的類似《XX經濟學》著作，就充斥著這類論調），但倘若這番主張被應用而無法取得效果，就會產生新的解釋邏輯：自由放任得還遠遠不夠——只要還存在經濟學家眼中的政府干預、企業和公民違背經濟學原則的任何細小行為，都可以歸為責任，而不是他們的“寶貝”出了問題。
怎么在相對發達、富足的基點上，繼續保持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上升活力，也建立起解決社會問題的制度框架，從而提高人們生活質量？解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應找到經濟發達、富足與社會問題并列出現的原因。
兼有經濟史和流行病學學科背景的英國諾丁漢大學退休教授理查德·威爾金森，與英國約克大學流行病學教授、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項目基金科學家凱特·皮克特，兩人合作推出了一本《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導致社會問題》（新華出版社2010年11月中文版），試圖向人們證明，不平等是社會問題的源頭。他倆得出這個結論的依據是，從世界銀行公布的全球最富裕50國名單中，剔除人口少于300萬的國家以及冰島等收入差距數據不全的國家，得出23個國家樣本，還將美國50個州作為研究對象，采用各方公開發布的官方數據；再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指數、美國統計局采用的基尼指數，開展研究。
研究發現，在這些富裕國家及美國各州中，平均國民收入的高低，已經不能決定健康和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真正起作用的，是樣本對象的社會收入差距系數，即不平等程度。
首先，不平等撕裂社區關系、社會關系和階層共識，由此誘發許多社會問題。數據顯示，在收入差距較大的富裕國家和美國各州，公眾之間的信任水平較低（相對于其他研究對象）。社會學研究早就發現，不平等的事實，會讓弱勢者強化內在的無能、笨拙、脆弱、不安全感，這類青少年會選擇刻意的自我拔高、自我迷戀、自我過分吹噓（以掩飾自卑感），待他（她）成年后經奮斗仍無法改變階層處境后則容易陷入自閉和抑郁。正如托克維爾所說，人們與非同一階層的人共鳴減少，物質差異使人們在社會中發生分裂——強化各自防衛、減少互動、冷漠彌漫，將成為常態。
其次，在嚴重不平等的地方，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英國等國，有更多的人罹患精神疾病、并濫用精神藥品；反之，在社會收入差距相對較小的德國、意大利等國，這兩個指標的數值要低得多。美國各州的數據也顯示，不平等程度高的州中，人們使用違禁藥品和因藥物過量使用導致的情況較為嚴重。在這方面，書中舉出了醫學證據：固化的低下社會地位，會影響到大腦中復合胺、多巴胺等調節情緒等化學物質。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同樣認為，隨著不平等狀況的家居，富人奢侈性消費，會刺激收入不及他們的人的攀比、追趕型消費，再加上商業廣告對這種心理的利用，使得窮人的攀比、追趕不但顯得毫無勝算希望，而且也帶不來真正的享受感，促成痛苦的加劇。
第三，由于不平等帶來更大的壓力，導致中低階層的身體健康與壽命受到嚴重影響；同時，由于社會差距較大的國家對公共醫療和保險等產品的投入較低、市場化程度較高，低體重嬰兒出生率、孕婦接受產前照料比例、各種死亡率、衛生保健支出、艾滋病患者和癌癥患者數量、免疫率等指標得分，都低于較為平等、公共衛生體系保障能力較強的國家。書中列出了一組頗具深意的對比，全球最富裕國家美國的初生嬰兒存活率，大大低于西方國家中的典型窮國希臘。
第四，不平等的國家和美國各州中，人口肥胖率高于納入研究的其它國家和州。當代人的肥胖，主要原因已經不是過去被科學驗證的基因因素，而來源于不良的生活方式。數據顯示，在較不平等的國家中，平均卡路里的攝入量較高，這一定程度上來源于本文前面提到過的壓力更大（被壓力推動的進食者會急切進食方便、熱量更高、味道更好而非更健康的食品，還會為了主動創造社會交往、社會聯系而更多的選擇在外就餐而非在家做飯）。
第五，根據“國際學生能力評估項目”提供的數據，及美國教育部、國家教育統計中心有關八年級（約14歲）學生的數學和閱讀表現得分數據，社會的不平等、而不是絕對貧困因素，造成了更多的學習障礙、更多的輟學。在北歐各國，由于社會福利的健全，家庭壓力健全，青少年的健康發育和接受教育的條件更容易形成。
第六，數據顯示尤為突出的是，不平等程度直接決定青少年過早性行為和生育的比例。
第七，不平等必然激活弱勢者、競爭序列靠后的人們的好勝心，在這方面愿望不能滿足和實現的時候，基于對社會地位的敏感性，暴力會越來越頻繁。富裕國家犯罪率與不平等系數呈正向相關關系，而具體到美國，由于私人擁有槍支合法化，則進一步加劇了這兩點的關聯。
第八，由上一方面衍生出的結果是，社會不平等，將導致入獄人數及比例的兩個數字的增長。與之同時，在較平等的國家和社會中，法律和司法系統、檢舉程序、判決，以及懲罰系統等的行程都會充分考慮犯罪學家、律師、監獄心理學家等方面的意見，更能有效遏制犯罪、改造罪犯、控制再次多次犯罪率；而不平等程度高的國家和美國各州，犯罪容易在國會和媒體議題框架中，由法律問題衍生為政治問題，執法部門會設法顯示嚴懲犯罪的決心和強硬，政治、媒體、法律精英們因為對弱勢者的階層隔膜，并沒有通過根本社會問題繼而減少犯罪的制度安排自覺。
第九，不平等將約束公民遷徙權的實質行使，富人、中上階層的白領日漸排斥與底層人士的空間共處，甚至設法通過運用在國家政治空間中的話語權優勢，將本應普遍、均衡供給的公共產品打上階層印記，進一步降低弱勢者可能對自身形成的威脅、挑戰、競爭。
在理查德·威爾金森和凱特·皮克特看來，調查數據分析已經明白無誤的證實了，社會收入差距所造成的不平等，已經成為社會問題產生的源頭，而且形成各個社會問題連帶出現、一并嚴重化的關系：“如果一個國家在健康方面做得不好，人們便可以比較有把握地預測這個國家的收監率高、青少年懷孕率高、學術閱讀能力得分低、肥胖人口多、心理健康狀況差”，等等。在被納入觀察的研究樣本中，處于健康一端的常常是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日本，處于不健康一端，則常常是美國、葡萄牙和英國；美國50個州中，表現較好的州永遠是新罕布什爾、明尼蘇達、北達科他和佛蒙特，做的最不好的總是自由主義盛行的明尼蘇達、路易斯安那和阿拉巴馬。
這項局限在對富裕國家（發達國家）的研究還反映出，在最不平等的樣本和最平等的樣本的對比中，所有人看中罹患精神疾病的人口所占比例能相差5倍，人們被囚禁的可能性也是5倍，長期肥胖的可能性則是6倍，死亡人口死因為謀殺的，呈更巨大反差。
《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導致社會問題》這本書還特地強調了，基于不平等，而在中低階層形成的更顯著的消費主義潮流。如前述，不平等導致效仿、攀比、追隨消費，零售業和廣告業利用了人們在他人眼中形象存在不安全感這一點，促使這類非理性消費擴大化、持續化，自我煎熬與消費增長的糾結。也可以說，不改變或有效控制不平等程度，繼而約束盲目過度消費的普遍沖動，熱門的環保、低碳潮流必將只會成為一個長期吶喊的口號，不存在任何實現的可能性——毫無疑問，這就是環保學家、環保衛士們痛斥的自取滅亡之路。
當然，這本書主要是通過研究分析來揭示問題，在將研究結論轉化為可操作建議方面，顯得較為籠統，只是為人們提出了改善健康、減少社會問題、實現更大平等三方面的連帶關系，希望政治和經濟等精英們從長期生存的安全性角度，主動啟動分配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