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最值得自豪的，就是他們的司法體系。一百多年前，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在研究了聯邦最高法院之后，得出結論：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強有力的司法機構。這個結論，現在依然不為過時。
大家普遍認為，美國聯邦憲法是至今仍在生效的年代最為久遠的一國之憲法，無論是工業革命還是世紀大戰，以及互聯網的興起，美國的憲法一直保持著生命力。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自豪，就在于自己的國家賦予了每個公民一系列基本權利，讓他們得以在自己國家有尊嚴地體面地生活。這也是美國人愛國的最大原因，或者，我們可以借用哈貝馬斯的用語——憲法愛國主義。
約翰亞當斯提出的“一個政府，要法治，不要人治”的理想，在美國可謂春風得意。現在，世界各地都有研究美國民主制度的學者，以汲取有用的火種，照亮自己的國家。美國有很多地方引得大家孜孜不倦地詬罵批評，但是對美國的司法體系，特別是美國的憲法活力，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持贊，這是人類理性的一個碩果。
何帆是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其他理想主義法律人一樣，他對美國的司法體系，懷著好奇與敬畏。在翻譯了《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云》（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大法官是這樣煉成的：哈里·布萊克門的最高法院之路》后，何帆著手寫了這本書《大法官說了算》。
何帆此書的寫作，主題范域，非常干凈明朗，那就是，圍繞美國的大法官，寫大法官個人的成長經歷與生活，大法官與政治權力的互動，以及饒有意味的案例。如果說，何帆之前翻譯的《九人》是美國人自己對最高法院的一種觀察，那么，這本《大法官說了算》，就是中國法官對美國最高法院的一種觀察。
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書。你可以讀到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的軼事趣聞，也可以讀到美國司法體系的一些基本運作原理。何帆一直是一個溫情的人，他把自己稱作是懂得微笑的說書人。平時，他寫得最多的是判決書和公文，卻努力調整自己的寫作風格，為的就是講一些好故事給人聽，他講得暢然，而我們聽得動心動容。
人類至今沒有創造出一種萬能的制度，把人關于幸福生活的愿景，全部實現。人與制度的良性互動，才推著制度一步一步走向完善。美國自然沒有義務為圍觀的人們提供最美好的制度風景，最美好的司法圖景。但是，對社會發展來說，圍觀的意義就在于可以獲取超越自己現實的智慧。
被訪者簡介：何帆，1978年生，中國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曾在武漢從警四年，現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業余從事法政題材作品著譯。譯有《作為法律史學家的狄更斯》、《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云》、《大法官是這樣煉成的：哈里·布萊克門的最高法院之旅》、《自由的精神：勒尼德·漢德法官書信演說錄》；著有《大法官說了算：美國司法觀察筆記》、小說《一個偽知識分子的警察生涯》等。
對話
這個時代需要化繁為簡的公共寫作
問：《大法官說了算》里面涉及近年來美國最高法院的重要案件，因為時間接近，有些案件的價值并沒有完全凸顯出來，不似那些經典案例，放在司法改革史上，一望即可見得其價值與意義。那么您寫這些案件的選取標準是什么？
何帆：兩個標準，一個是新，一個是暗合中國。
現在大家津津樂道的美國經典判例，多是上世紀50或70年代的案件，如米蘭達案、羅伊案等，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司法界的保守主義就開始全面回潮，許多經典判例都被推翻或架空。
我們對一個國家的認識，必須建立在新的歷史坐標點上，否則無論批評或贊美，都沒有任何意義。此外，美國最高法院的案件，不少涉及平權措施、持槍權、同性戀婚姻、政教分離，雖然重要，卻與中國現實關系不大。
所以在選取案件時，我刻意挑選了與言論自由、司法倫理、刑事對質權、聘請律師權、死刑有關的案子。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這些問題在美國司法界的推理演繹，為大家提供一幅法治與社會發展的良性互動的活景。
問：美國一名資深律師邁克爾·特拉切曼，花了成千上萬個小時來練習平易近人的寫作風格，為大眾普及法律知識，《34座里程碑：造就美國的34次判決》即為其努力之結果。您在寫《大法官說了算》的時候，對文風也有所考慮，是否包含了類似的目的？
何帆：是的，我們這一代人的美國政治觀，當年多受到過林達老師著作的影響，多年之后，自己有了旅美經歷，也有機會接觸更多美國的法官、律師，平時還有大量美劇可看，會發現自己對美國司法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它有值得尊敬的一面，也有讓人啼笑皆非之處。這個時候，在建構理論與普及介紹方面，我寧愿選擇后者。這個時代不缺宏大理論的建構者，需要的是化繁為簡、抽絲剝繭、理性客觀的公共寫作，用最平實的文字，激發更多人對某一領域、某個問題的思考與興趣。
問：《作為法律史家的狄更斯》（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云》（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大法官是這樣煉成的：哈里·布雷克門的最高法院之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您自己比較滿意的是哪一本？
何帆：三本書中，我喜歡《九人》多一些，因為這本書是《紐約客》專欄作家杰弗里·圖賓作品，他采訪過許多大法官，內容時效性強，結構縝密，又涉及許多司法八卦，譯起來十分順暢。一本書，如果連譯者都無法吸引，怎么可能有好譯本？
問：為什么說《大法官說了算：美國司法觀察筆記》對您來說是一劑藥，用來治愈翻譯《九人》之后“譯書綜合征”——覺得言猶未盡，想說什么，卻不知從何說起？
何帆：《九人》是一扇窗戶，表面是寫1990到2007年美國司法界的人事變遷、大案內幕，其實提供了一個角度或一種方法，教你如何觀察一個國家的司法與現實政治、人物性格之間的關系。就像你初掌握一門技巧，會躍躍欲試，探索新知。
所以，譯完《九人》后，我格外關注美國最高法院近些年的人事變動和主要案件，偶爾會在《南方周末》、《新京報》的專欄上，就近兩年的新案寫些分析，整理結集后就成了《大法官說了算》。
問：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翻譯的？“翻譯是對悟性的挑戰，耐性的磨煉”，現在國內有一些聲音，是批評中國翻譯狀況的，因稿酬低，無助于增加學術地位，很多人告別了翻譯，而您，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您執筆翻譯的動力是什么？
何帆：2006年在云南法院鍛煉，除了開庭審案，業余時間較閑。朋友遂約我翻譯《作為法律史學家的狄更斯》一書，一是幫忙打發時間，二是因為我寫過小說，又做著法律行當，適合翻譯一本“法律與文學”題材的書。那本書涉及普通法與英國史，譯起來挺費力，卻很長學問。
中國的法學翻譯狀況確實不盡如人意，部分因為譯者不盡心，部分像你說的那樣，因為稿酬過低，學術上是“為他人做嫁衣”。對我來說，翻譯就是精讀，精讀一本好書，可以深入掌握某一專題或學科的知識，因為在譯書之前，你必須做許多功課，了解許多背景，所以說翻譯其實也是一個自我學習的過程。這是我翻譯的動力之一。
此外，翻譯也是一個文字轉換的過程，盡可能用平實流暢的文字，反映出原著韻味，這對我是一種樂趣，更是在判決之外的一種放松。附帶一句，在翻譯方面，我最崇拜的就是臺灣的溫洽溢、彭淮棟，大家可以找他們譯的《前朝夢憶》、《西方政治思想史》讀讀，絕對不會失望。
問：您在文章中說，“如果還有追逐智識的激情，還愿意享受吸取新知的愉悅，還試圖通過努力去改變什么，為什么要早早停下腳步呢？匆匆與生活講和，豈非負了少年？”您接下去有什么寫作（翻譯）計劃呢？您試圖通過努力去改變的是什么？
何帆：勤奮談不上，主要是興趣使然。
由于自己的法官身份，我不適合就國內法律事件發表言論，所以在盡職工作之余，主要精力還是放在翻譯上。
明年我將主編一套大法官傳記文叢，目前已引進了布萊克門、斯卡利亞、倫奎斯特、斯蒂文斯等傳奇大法官傳記的版權，并約請了部分優秀譯者加盟，自己將翻譯其中兩本。
另外，正在翻譯的書中，一本是作家安東尼·路易斯的《批評官員的自由：紐約時報訴警察局長沙利文案》，一本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寫給非法律專業讀者的一本新書《玩轉民主：大法官眼中的美國民主》，后者于今年9月出版，很快就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我希望有更多中國讀者能分享這本好書。
我向往的“改變”，可以做多元理解。在不久的將來，我希望聽到有人說，當年我對某個問題有興趣，或者選擇某個專業或行業，是因為讀到這么一本書。而這本書，恰好是我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