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1月鳳凰聯動獨家拿下赫塔·米勒作品的中文版權，到10月一套十冊的《赫塔·米勒作品集》面市，時間不足9個月，堪稱出版界的大手筆。迎接它的除了掌聲，還有不少質疑，其中最主要的聲音，是認為德語翻譯向來艱難，米勒的作品本身又難懂，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批量推出作品集，質量能得到保證嗎？
譯林還是鳳凰聯動？
近年來，諾獎文學作品越發成為中國出版界的寵兒。世紀文景的奧爾罕·帕慕克、浙江文藝的J·M·庫切、上海譯文的V·S·奈保爾等，均在數年間陸續出版。
赫塔·米勒于2009年10月8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四天之內，蔡鴻君便收到了24家大陸出版社或文化公司的邀約，欲洽談出版米勒作品中文簡體版事宜。蔡鴻君所創辦的德國海格立斯貿易文化有限公司，一直代理擁有赫塔·米勒全球版權的德國Carl
Hanser出版社的中文版權。
在這24家出版社/文化公司中，不僅有人民文學、上海譯文、譯林等譯介外國文學的老牌出版社，還包括磨鐵圖書、萬榕書業、新經典等民營出版機構。在版權歸屬塵埃落定前，數字一度漲至32家。
中國也許是世界上閱讀文學作品人數最多的國家，諾獎新貴赫塔·米勒又如此炙手可熱，德國人將如何選擇呢？蔡鴻君指出，對方看重的是中國出版人的實力和背景，比如是否有過成功出版外國文學名家名作的業績，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借“諾獎東風”，將赫塔·米勒全面地介紹給更多的中國讀者。
時值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期間，忙碌的蔡鴻君為此將版權洽談事宜延至10月22日書展結束后。但中國恰好是2009年書展主賓國，不少國內出版人齊聚萊茵河畔。當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譚躍，原少兒社社長、現北京鳳凰聯動圖書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鳳凰聯動”）總編輯祁智，譯林出版社社長顧愛彬三人“攜手”現身時，這個強強聯手的組合令蔡鴻君眼前一亮。
最終，憑借強大的集團背景（鳳凰聯動與譯林同隸屬于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與雄厚的編譯力量，鳳凰聯動與譯林聯合取得了赫塔·米勒作品的中文版權，并于2010年3月12日通過媒體對外宣告這套作品將于今年6月上市。
然而此時，譯林出版社已決定退出該出版計劃。變故一出，業界嘩然。譯林市場營銷部的葛琳告訴記者，因雙方無法就合作的細節達成一致，便分開對版權進行競價，但譯林競價低于鳳凰聯動，且譯林僅計劃出版米勒部分作品（如《呼吸鐘擺》、《心獸》）。于是，2010年1月25日，譯林退出了原先簽訂的合作出版合同。
也有出版業內人士稱，譯林作為老牌國營出版社，有自己的一套工作節奏，并打算尋找一流譯者，有選擇地進行出版；而作為民營出版代表之一的鳳凰聯動，太執著于自己的想法，對合作并無誠意。
對于“分手”一事，鳳凰聯動并無解釋；對于獨家出版，則顯得信心滿滿：“我們的勝出，在于我們整體購買赫塔·米勒的版權，在于我們表現出了對出版赫塔·米勒作品的誠意與預案的完備和成熟。”
與出版者的熱情相映成趣的是，諸多德國文學研究者對赫塔·米勒作出了“冷門”的評價。《風中綠李》的故事背景類似中國“文革”，從事出版工作的省登宇一度覺得它政治敏感，在大陸出不了；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講師范昀則認為，“這種書沒什么市場的，政治上又有風險。”
鳳凰聯動總裁張小波不以為然：“冷門？這是一個博彩概念。赫塔·米勒的爆點并非文學以外的價值。任何一個認真的閱讀者恐怕都不會認為—在冰冷的秩序中默記下每一個恐懼或者竊喜的感受，只有玩賞價值而沒有普適意義。”
翻譯隊伍是否權威？
在文學商品化的今天，讀者對于出版社的快速出擊動作，往往持懷疑態度，尤其針對翻譯質量。
早在2009年10月下旬，蔡鴻君便與一些中國的德語文學研究會的學者聯系，邀請其參與赫塔·米勒的作品翻譯，并為譯林列出了一個包括10位著名德國文學翻譯家的名單。“他們都是國內幾所大學的教授或者研究員，并且是德語系主任或者負責人。已經有好幾位給我回信，只要譯林出版社聯系他們，他們肯定要么親自翻譯，要么聯系身邊最合適的譯者。重要的是，這些人中，有好幾位已經為其他出版社審讀過赫塔·米勒的作品。”
但譯林出版社最終退出，使得版權合同的簽訂時間推遲了三個月，對翻譯工作的影響也很大。蔡鴻君說，鳳凰聯動獨自接手后，并未與他推薦的10位翻譯家聯系，最終的翻譯團隊中，除了李貽瓊，蔡鴻君推薦的其余翻譯家均未入圍。
鳳凰聯動的做法是：“我們首先是敲定了有經驗的德文專家幫助我們組織這個項目，由他來推薦譯者，第一希望譯者是喜愛赫塔·米勒作品的，這些譯者的德文水平和中文水平都應該是優秀的。最后確定的這批譯者大部分是在德國生活，或者有德國生活經歷，甚至與赫塔·米勒有過接觸的。”
該翻譯隊伍由10多位譯者組成。其中包括首位在國內譯介米勒作品的李貽瓊、德國特里爾大學教師劉慧儒、君特·格拉斯的研究者余楊、從事翻譯工作多年的丁娜、沈錫良等。“我們選擇譯者時耗費的時間和精力是巨大，我甚至覺得超過了我們編輯譯稿時的精力和時間。”張小波說。
1991年，歌德學院與《世界文學》合作舉辦第二屆翻譯比賽。《世界文學》的張佩芬老師是評委之一，她說米勒的文字看似不難譯，但要想準確傳達她文字中的韻味，卻非常難，很能考驗翻譯的功力。
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的李貽瓊，當時就在歌德學院語言部做助理，便也參加了比賽，經過一個多月的翻譯、修改之后，于70多位參賽者中拔得頭籌，作品也于翌年發表于《世界文學》。其實早年間，李貽瓊已將《赤足的二月》陸續基本翻完，且未投稿。但在國內出版時，這部書后與米勒的另外一本散文集《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合并，由劉海寧負責翻譯。李貽瓊負責翻譯的則是《國王鞠躬，國王殺人》。“翻譯初稿并不需要很長時間，但我喜歡不斷修改，而且是沉淀一段時間之后再修改……這個過程似乎沒有終結的時刻。現在有時間時我還在修改，包括《國王鞠躬，國王殺人》。”
鳳凰聯動聲稱翻譯工作“有專家把關，有試譯考察，譯稿拿到編輯手中時，非常成熟”，且據知情人士透露，譯者的翻譯時間從4月持續到9月，排版以后，改動也很少（如統一譯名、刪除部分直接言及中國體制的內容）。
不過，有不愿具名的翻譯界資深人士認為，雖然翻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但短短幾個月，不夠時間將譯文“冷一冷”。“文學翻譯也跟創作一樣，也需要靈感。過段時間再修訂，譯文會更有靈氣。”
這無疑迎合了許多“緩慢”讀者的想法。但按照蔡鴻君2009年的設想，“獲得版權的中國出版社會安排最好的德語譯者翻譯她的書，并且盡快出版，廣大讀者最遲將在明年初年就可以讀到她的作品。”從獲獎到“明年年初”，這段期限，至多也就半年。看來，如何在圖書產品的質量與最佳營銷時機之間取得平衡點，仍是任何出版方都要致力解決的重要問題。
快了還是慢了？
重慶讀者安西已經讀完了米勒的三部英文版作品，才等到這套中文版。翻了翻某本合譯作品，發現譯名不一致、趕工等譯作常出現的老毛病仍在。但省登宇卻覺得，米勒這套書出得太慢了，“這樣的推出方式有點缺心眼，出版是講節奏感的，可以一個月出一本，何必要一次出完呢？不然等她的全套出來了，2010年諾貝爾正在熱銷架上。”
有人偏好緩慢，有人又嫌浮夸。這套書的操盤手張小波，卻并不太介意自己工作中“文學兜售”的部分。“如果說有一點功利心的話，我們購買赫塔·米勒的全部作品，是為了使我們在將來的版權談判上更有話語權。”
鳳凰聯動為米勒的14部作品版權付出了十幾萬歐元的費用。在運營上也表現得野心勃勃，在作品集問世后，鳳凰聯動在新浪微博上展開了“名人送讀”的營銷推介工作，包括李敬澤、李銀河、周國平、閻連科、封新城、李承鵬、摩羅、邱華棟、吳祚來、劉仰、葉匡正、葉廷芳、潘璐、沈星等各界名人，都得到了公司所贈的全套米勒作品集。據鳳凰聯動稱，作品集首印5萬套，目前已經送出去100多套。
在豆瓣網，鳳凰聯動也開展了一項面向讀者的互動活動——“你想采訪赫塔·米勒嗎”。由公司征集讀者對赫塔·米勒的提問，遞交給作家本人后，再反饋給讀者。另外還開展了征書評送書的活動。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講師范昀，在米勒獲獎之后，曾組織了一場10來個人參加的讀書會。他們復印了雜志上的米勒文章，集起來讀。“她的東西不那么好讀，也有同學讀不懂。”
這些令人“讀不懂”的東西，在譯者李貽瓊看來，是因為米勒的思維和表達方式，“這種表達方式也許是由于她在羅馬尼亞不能自由表達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習慣”。而米勒的語言特色也體現出某種古代德語與方言德語的結合這些令人“讀不懂”的東西，在譯者李貽瓊看來，來自于米勒語言特色中古代德語與方言德語的結合：“她所生長的羅馬尼亞小村，祖上居民多來自德國南部地帶的施瓦本，在長期獨立的發展過程中，當地方言保留了很多古德語的味道。除此之外，她的表達方式受羅語影響很深，她自己還喜歡造新詞。因此很多德國人讀她的作品往往感覺她使用的不是真正的德語，不能成為德語作家的代表。”
面對難懂的米勒，許多讀者表示尚需慢慢消化。而來自譯者的闡釋，將有助于讀者理解作者本身，以及作者筆下的文字。因此安西覺得，這套米勒作品集，就既沒有序言，也無譯后記這一點來說，是個不小的遺憾。
鳳凰聯動總裁張小波本人也是赫塔·米勒的讀者。“對于廣大中國讀者來說，作家的生命經歷（兵營式社會主義時代）和本身就構成‘中國記憶’一部分的羅馬尼亞，可預見她的題材和她的精神歷史空間自足的諧趣，對于被米蘭·昆德拉陶冶了幾十年的中國讀者而言，赫塔·米勒的到來，可能是當代閱讀史的重要延續。”面對讀者對米勒身份、言論的政治敏感的擔憂，張小波回應道，“出版赫塔·米勒的作品，沒有任何危險性”。
注：本文所提到的米勒作品“中文版權”，專指“中文簡體字版權”，不包括“中文繁體字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