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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戈茲曼、羅文霍斯特
編著
出版：萬卷出版公司 |
金融危機給社會帶來的當然不僅是消極沖擊，也必然有正面影響。比如，由于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社會對金融的閱讀興趣大增，一時間，金融文章覆蓋了報紙、互聯網，相關書籍擺滿機場書店，甚至在大眾超市也很醒目，
真是洛陽紙貴。只是，稍微細看，會發現盡是以“戰爭”為名的書，“金融戰爭”、“貨幣戰爭”、“資本戰爭”、“股市戰爭”、“超限戰”、“保險戰爭”、“石油戰爭”、“糧食戰爭”，本來當今世界平平和和，十分萬幸，但，灌滿“陰謀論”的這些書，卻讓人感到處處硝煙彌漫，戰火沖天。遺憾的是，這些“陰謀論”除了讓社會過一次戲劇性的虛幻癮外，其實際效果是，讓本來就缺乏金融基因的社會錯失正面了解金融的機會，“陰謀論”是智力麻醉劑，使人以為可以由此逃離現代經濟，躲回傳統。其實不然。
相比之下，反倒是晚清洋務運動者，不沉浸于“陰謀論”的智力鴉片之中，而是從正面理清現代金融之威力，挖掘中西大分流中之金融奧秘。在當時知識和信息那么局限的情況下，連晚清的智者都知道，“強國夢”不是靠陶醉于“陰謀論”就能實現的，而是要必須學幾招、幾萬招，才有可能。十九世紀末期，薛福成在《論公司不舉之病》中評論道，“西洋諸國，開物成務，往往有萃千萬人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則合通國之力以為之。于是有鳩集公司之一法。官紳商民，各隨貧富為買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無異心，上下相維，故舉無敗事。由是糾眾智以為智，眾能以為能，眾財以為財。其端始于工商，其究可贊造化。盡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驅駕風電、制御水火，亦可也。有拓萬里膏腴之壤，不藉國帑，藉公司者，英人初辟五印度是也；有通終古隔閡之途，不倚官力，倚公司者，法人創開蘇彝士河是也。西洋諸國，所以橫絕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可見，薛福成很早就認識到，東西方之所以出現大分流，西方近代強大，在于他們有匯集大量資本、“集中力量辦大事”、分散創業風險的金融方式，亦即公司與其可以廣泛交易流通的股票。
從《價值起源》中我們會進一步看到，對東西方歷史大分流做出過貢獻的，
除了薛福成強調的公司證券——股票之外，還有許多其它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當然，對這一結論，一些同仁或許有異議，因為正如本書作者之一William
Goetzmann在好幾章中介紹的那樣，中國于宋朝發明紙幣，也屬世界上最早，而紙幣是所有金融證券中最簡單但也最重要、最基礎性的證券，因此，中國當初在金融創新上走在世界前面，而不是落后。那么，為什么后來中國會因為金融創新上與西方的分流，進而導致在其它經濟與非經濟領域的東西方大分流呢？宋朝之后，中國的金融創新基本停頓了，而那時的西方正處于中世紀的中期，他們在比紙幣更為豐富的證券創新上變得特別活躍，先是于13、14世紀在佛羅倫薩等意大利城邦推出現代債券、基金，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金融創新大分流，并引發、激勵出各種經濟與社會制度的相配變革創新。
從現代金融于1860年代進入中國到今天，已經是一個半世紀。這期間，中國和世界都經歷過數次金融危機沖擊，晚清和民國時期的股災與各類金融風暴、美國每十年左右的金融危機，等等，可是，到最后，不僅沒有哪一次危機卡斷人類社會跟金融的關系，而且，每次都提升美國、中國以及其他社會對現代金融的依賴度，并且進一步把各國間的經濟競爭轉變成制度競爭，制度競爭又最終以各國的金融發達度來具體體現。2007-2009年間的世界金融危機是百年不遇，沖擊力的確不小，但，最終也不僅不會毀滅金融，反而會深化人類社會對金融的依賴。
那么，金融到底是什么？為什么金融創新自遠古就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并將繼續帶動其未來進程？《價值起源》對這些以及相關問題作出回答。本書一開始，便給出理解金融創新的一般性分析框架，把各種錯綜復雜的金融創新放到一個總體框架中，讓我們全方位地看到金融創新的必然和價值。為了具體介紹、討論金融創新，書的兩位編著者——William
Goetzmann 和Geert
Rouwenhorst——選擇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很熟悉的金融品種作為金融創新案例，包括貨幣、紙幣、債券、股票、基金、期貨、期權，等等，以此對金融的一般性道理進行展開。雖然這些證券已經太習以為常，但是，它們是怎么來的？在哪里并且是什么社會與經濟背景下出現、發展的？金融創新的背后隱含著什么人類歷史、社會變遷的道理？在成千上萬的人類金融創新嘗試中，為什么偏偏這些創新能夠生存發展下來，而其它的卻漸漸消失？仔細了解每種金融證券發生和發展的社會背景、經濟背景，不僅能把表面看似枯燥的金融工具、金融理論模型變活，
加深我們的整體知識，而且也為中國金融市場的下一波、下幾波的發展奠定更堅實的基礎。實際上，如果缺少現代金融視角，人們會難以看清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
貨幣的起源同時是價值的起源，也就是說，在貨幣出現之前，雖然“東西”有價值，但卻因為沒有跨越“東西”的通用價值度量衡，而無法得到具體的度量。隨著金融創新的深化，不僅度量價值的工具、手段得以升華，而且使價值跨越時間、跨越空間的配置交換變得越來越便利。結果是，商品市場與金融市場在深度和廣度上不斷得到拓展延伸，人類社會的總體福利配置不斷得到優化，此即金融創新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道理，也是《價值起源》所展示的金融邏輯。
《價值起源》的價值是多維的，不僅給我們詳細解讀今天已普及的金融證券的來歷，而且，也是一部最為權威的從金融看世界歷史的著作。特別是，一般的金融史著作，要么只談中國的金融史，要么只談英國、美國或者意大利單個國家或地區的金融史，而《價值起源》把世界各國都放在同一個時間軸上，看看過去五千年中從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古代中國到中世紀西歐、到二十世紀的金融創新，是如何推動世界進程的。
本書的兩位編著者都是我在耶魯的同事，他們既是現代金融學研究領域的領頭人物，又是新一代金融史研究的推動者。《價值起源》這本書可以說是最經典、貼切地綜合了他們兩人一生的學術追求和學術視野。
我尤其要說的是，自1986年至今，William Goetzmann一直對筆者影響很大，是他讓我看到學術之林居然能有這么深、那么廣，改變了我的學術生涯！
1986年，我和William
Goetzmann一起進入耶魯大學的管理科學博士班，當時，我們可以選擇金融經濟學、管理經濟學、會計學、市場營銷學、運籌學中的任何一個領域作為專業。在他的建議下，我選擇了金融經濟學專業。后來，由于我的工科背景，一直到2000年前，我所關注的基本都是純技術性的金融理論。2000年中的一天，在耶魯校園里的一條街上，我碰到William
Goetzmann，他當時正手拿一本書、興沖沖地從郵局往辦公室走。見到我，便高興地把書擺在我的眼前，說：“你看看，這是齊國管子的經濟著作，他說到的關于齊國貨幣政策、公債舉措，是多么精辟呀！”——他這么一說，倒是讓我為難，因為作為中國人，我當時真的不知道管子的經濟思想是什么，更談不上對他講的內容作出回應，而他作為美國人，卻對管子是那么著迷，還在辦公室里給我講解商周時期的硬幣、宋代的交子、明代的紙幣，他的辦公室就像世界金融博物館，擺滿了中國和其他國家不同朝代的錢幣、債券、股票、期權正品！
到2001年，他又寫出了兩篇關于十九世紀上海股票交易、中國債券市場起源的論文，再次沖擊我的思路，因為這些都是我原來一無所知的。當時就想，我學了這么多的金融理論，也發表了好些學術論文，但，對數理金融理論背后的真實金融是怎么來的、為什么會來，卻一問三不知！尤其讓我感到羞愧的是，自己對中國的金融史、經濟史、甚至一般歷史，了解得如此之少！
受到William
Goetzmann的啟發或者說刺激之后，我的金融思考和學術視野在不知不覺地轉變，拓展到技術金融之外，以至于今天，我能從歷史和大社會背景下理解金融，或者說從金融交易的角度解讀人類社會和文化的變遷。金融的世界還可以這么豐富多彩，這真是我原來所沒有想到的。而我這些年能夠走過這樣的學術與思考歷程，還真要歸功于William
Goetzmann！
他和Geert
Rouwenhorst編著的《價值起源》，以最系統的方式把他們的學術追求和敬業精神展現在我們眼前。這么多年里，能夠跟耶魯大學眾多一流學者一起學習、共事，近距離體會他們的敬業和對知識的癡迷，真是我一輩子的幸運！我希望許多朋友、同仁也能夠從《價值起源》中感受到這些，因為《價值起源》帶給我們的，不只是中國社會和個人今天需要的知識，而且也包括真正學問人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