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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永定
出版社：北京三聯書店 |
論及中國宏觀經濟與金融領域的學者，余永定是非常突出的一位。自1996年中國“雙順差”格局顯現以來，國際收支失衡已成中國宏觀經濟決策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要障礙。余先生的新文集《見證失衡》即顯示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歷程。
失衡三部曲
從我國經濟發展的轉折點來看，自1996年第三輪軟著陸式的宏觀調控生效以來，中國先后經歷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加入WT
O經濟復蘇到過熱；到2008年下半年經濟衰退顯現止，在12年間經歷了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與此伴隨著的，是中國執行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出口貿易額占GDP的比重從1998的20%上升到當前的40%左右。《見證失衡》一書副標題“雙順差、人民幣匯率和美元陷阱”，正是國內外社會各界對國際收支失衡問題關注焦點的三部曲。
首先，出口導向的增長策略導致了1991年以來的“雙順差”為特征的中國國際收支局面，這是隨后諸多故事的主要源頭。
其次，作為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政策輔助，壓低人民幣匯率成為1998年以后匯率政策主要思路，同時也催生了各國敦促人民幣升值的政治壓力。
其三，持續雙順差形成了巨額外匯儲備，除了外儲保值增值的大麻煩以外，
因 外 儲 過 大 產 生 的
沖銷、熱錢涌動、資產泡沫等問題，嚴重影響了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宏觀調控空間受到了很大限制。
余先生認為，全球化是國際收支失衡的時代背景。在全球化趨勢不可扭轉的背景下，基本每個國家都主動或者被動地卷入其中。但參與全球化活動的收益顯然并不均等，但收益多寡是一個問題，而被邊緣化則是更大的威脅。
失衡不能忽視勞動力因素
而當前解決中美的國際收支失衡及因此產生的經貿摩擦，我們還必須引入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因素：勞動力。中國過剩的生產能力緣自投資與生產能力。高儲蓄率決定了高投資率，大規模的廉價勞動力在高投資的作用下迅速地升成為生產能力。資金、技術和商品迅速地在全球經濟體系內流動。但是，勞動力卻是難以在全球范圍內流動的。所以，以中美國際收支失衡為代表的全球國際收支失衡局面，其根本癥結在于，商品可自由流動，而勞動力不能，也就是說隨著全球化的深入，而部分生產要素的流動卻并未同步
。
這是全球化所帶來的矛盾。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也從另一個側面顯示，全球化所帶來的國家之間專業分工可能無法持久深入分化。
可以預計，只要全球化繼續深入，未來全世界仍有大量的農業人口要轉變成工人，不僅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低端產業工人要面臨著中國勞動力的競爭，中國的勞動力也將面臨其他新興經濟體的潛在競爭。國際收支失衡不僅會體現在中美之間，還可能體現在中國與其他欠發達國家之間。
余永定曾多次提出，中國不應恐懼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不僅有助于緩解中國日益嚴重的國際收支失衡，還可以消除國內儲蓄與投資占G
D
P比重過高的不正常現象。進而，追蹤問題的根本，國際收支失衡在于雙順差，而這是結構性問題，無法通過宏觀經濟政策(財稅等刺激內需)在短期內加以糾正，中國必須盡快調整外資、外貿和產業政策，這包括大量的要素資源價格扭曲、財稅優惠政策配置、政府對投資等的不正當干預、地方政府在錯誤政績觀指導下的盲目引資等等。
人民幣升值有助于緩解失衡問題
另外，消費不振、消費占GDP比重過低是當前經濟增長的結構轉型的最大障礙，其原因無非是居民沒有能力消費和不敢消費，這是因為初次要素分配的不合理、勞動力價格被長期壓抑的結果，也是教育、醫療、住房等被推向市場，二次分配沒有起到劫富濟貧的作用。而這些究其根本，都是因為最廣大的民眾在稅收、財政支出等方面沒有發言權，致使他們成為出口導向經濟的“比較優勢”(勞動力成本低、因被迫儲蓄使得資金成本低)。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外匯儲備，同樣是巨額外匯儲備，日本是藏匯于民，而中國則收匯于國。我們固然可以辯解，外匯收于國家，是因為中國金融體系還不完善，保障國家安全，但這似乎更像一個政治問題。
在經濟發展的歷史關頭，需要勇氣，通觀《見證失衡》，處處可見余永定先生直言不諱的勇氣。作為建議，余永定在序言中寫到
，“改革的時機應由政治家把握，但拖延不是出路”。我們同樣希望決策層顯現出改革的勇氣，只有走出了這一步、走好這一步，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國才能夠繼續保有穩定、高速的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