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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2 作者：徐瑾 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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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波斯納 著 沈明 譯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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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保爾森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因為2007年瞬間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機，保爾森成了世界金融舞臺上的第一男主角。對保爾森政策有所保留意見的波斯納，在談論金融危機的《資本主義的失敗》一書中則認為：布什政府起用非政客出身的伯南克與保爾森，恰恰說明白宮、國會和懶惰的證券與交易委員會在布什政府末期反擊經濟蕭條的措施制定上都是小角色，“實際上，政府把挽救由華爾街造成的經濟危機的權力又授予了華爾街。”
事實上，當保爾森2006年7月剛從華爾街來到華盛頓，擔任行將換屆的政府的財政部長之際，并不完全清楚將面臨什么。當時美國經濟看起來一派欣欣向榮，股市剛剛攀上創紀錄的高峰，GDP在一季度上漲了近5%——事實上那是繁榮的尾聲。從歷史而言，現代資本市場每過四到八年就會有一次動蕩，然而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1998年俄羅斯債務危機之后，美國經濟就一直歌舞升平，并沒有為一場系統性風險做好準備，隨著國內信貸泛濫以及杠桿加劇，剛剛上任五周的保爾森已敏銳地意識到金融風暴正在臨近。
但是危機遠比保爾森預計得還要復雜。保爾森一度認為財政部長幾乎是內閣中最好的工作，“這個角色涵蓋國內和國際事務，而且美國的大多數重要問題要么是經濟性質的，要么就含有很重要的經濟成分”——這意味著一旦危機來臨，他當仁不讓成為救火隊長，但是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長權力也比普通百姓通常認為得要小得多：財政部主要是個決策機構，支出權限非常有限，而且法律禁止財政部長干涉貨幣監理署和儲貸機構監督局這類監管單位的特定行為。盡管大蕭條時期立法允許總統和財政部長動用緊急監管權，但僅限于聯邦儲備系統銀行，并不能延伸到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之類的機構，而后者在今天的金融系統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那么財政部長的力量來自何方？保爾森認為來自于總統所賦予他的責任、他的號召力以及他說服和影響其他內閣成員、獨立監管者、國外財政官員和那些布雷頓森林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腦的能力。而事實上，正是布什總統的信任以及高盛在國際財經界深厚人脈，為不擅政治的保爾森贏得不少授權，讓他在拯救兩房、出售貝爾斯登等案例中獲得不少空間。饒是如此，美國的三權分立體制還是使得他沒能有足夠的授權去拯救雷曼，而雷曼的倒閉，事后被認為是金融危機惡化的一大推動力，也讓保爾森等人倍受指責。
一方面經濟狀況險象環生，另一方面總統大選如火如荼，保爾森處于完美風暴的中心。在非常情況之下，財政部很多看似“國有化”的拯救舉措，在自由市場理念主導的美國國會并不贏得政治加分，但是如果不這么做，金融危機又“會演變成大街小巷和普通公民的災難。”于是，保爾森常常一邊感嘆玩金融還是玩政治，一邊不得不穿梭于各類機構與不同政見議員甚至總統候選人之間，在博弈與妥協之中爭取支持，為女議長玩笑性質的一跪即是例子。對國人來說，保爾森在金融危機中的所作所為，可以視為民主決策的一個案例，更好地理解妥協與漸進。正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汪丁丁教授所感嘆：“這事如果發生在中國呢？可能發生在中國嗎？中國將來要為自己的金融變局支付什么樣的代價呢？”。
人類對于探究成敗原因總是難以釋懷。保爾森在卸任之后遭遇最多的問題，在于追問從危機之中的教訓以及如何避免類似情況。在《峭壁邊緣》中，保爾森對把金融危機的直接教訓總結為四點：大規模跨國資本流動的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的經濟結構失調，是金融體系過度擴張的重要源泉；監管制度是個無可救藥、七拼八湊的過時大雜燴，已不適合當前的時代；金融系統包括太多杠桿，這體現在資本和流動資金等緩沖措施不足；居于業界前列的金融機構規模龐大，結構復雜，對自身構成了巨大風險。
為何暴發金融危機，理論上基本有三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更強調基于人性的行為動機，比如貪婪；其次則歸咎于資本主義內在固有周期，經濟衰退顯然屬于正常周期性波動；第三種則批評政府監管不足，波斯納與保爾森等人明顯傾向于此類。于是，三種思路也對應了不同的解決方向，前兩種思路傾向于認為市場會自動出清，政府不應救助金融機構，而另一派則主張政府介入，實施救助的同時加強監管，雖然這類觀點成為危機時代主流，但對于政府的介入程度以及公共刺激政策仍舊存在很多爭議。
保爾森觀點屬于后者，以辯解拯救貝爾斯登為例，他強調“如果貝爾斯登的問題只是它自身的問題，我們或許已任由它滅亡。但我們知道，貝爾斯登的失敗將讓其他有類似麻煩的金融機構的命運也畫上問號。”這一點倒與波斯納不謀而合，波斯納強調在應對危機之時，應把實用主義至于意識形態之上，某些風險比如破產對于單個企業來說可以容忍，但對于一個國家說就不一定可以容忍，尤其涉及“金融市場穩定性這一公共善品”：這個國家面臨的風險就不是一家大銀行的倒閉，而是銀行產業的崩潰。
金融危機之后，昔日被奉為偶像的盎格魯—美利堅式資本主義成了千夫所指。但作為自由市場的倡導者，保爾森自認信仰從未改變，他強調，如果不是美國政府和其他國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干預措施，還會有更多金融機構遭遇覆滅的命運，經濟損失也會嚴重很多，經濟衰退持續時間也會更長。
正如波斯納所言，經歷過20世紀的諸多考驗，“所有針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都名譽掃地了，而這一點在1930年代的時候尚不清晰”，但他同時強調，資本主義只能以一種折中的形式繼續存在下去：放任與干預、自由與監管并存。同樣，保爾森在督促改革美國金融系統的同時，仍對市場機制報以恒久信念：高效、監管完善的資本市場能繼續在全世界范圍內促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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