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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法）杜甘 著，文強 譯
出 版 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0-3-1
笛卡兒曾說，“我思故我在”，法國當今最著名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之一馬太·杜甘（Mattei
Dogan）對此稍加改動：“我思考，所以我在比較”。從之前的《政治社會學比較研究》、《政治社會學國際比較》、《如何比較國家》、《國家比較論》到現在這本《國家的比較》，杜甘的追索一以貫之：不斷地將“思考”和“比較”融入研究視野，并層層下挖，在思考中比較，在比較中思考，努力揭示“現象背后的現象”、“問題背后的問題”。杜甘認為，不關心別國的人，不能真正地認識自己的祖國，只有將自己所在的國家同其他國家相比較，才有可能體悟到本國和他國的獨特性、結構以及運作。
當今世界有200多個獨立國家，人口規模、領土范圍、經濟財富、工業能力、軍事實力、文化影響力、自然資源、耕地以及氣候條件等方面千差萬別，同時也可以有不同形態的組合——這個萬花筒展現了數以萬計的問題，每個問題都要求各種分析，描述性的或理論性的，有限定性的或野心勃勃的。這一對人類智慧的挑戰,為社會科學提供了成為真正的“科學”的機會和可能。
然而，
“比較需要概念”，比較政治學曾借概念工具之助而進步，其發展軌跡以一些“航標”為標志：參與、合法性、權威、失范、整合、排斥、異化、民粹主義等等。在《國家的比較》中，杜甘則巧妙地借用“功能等價物”（即不同的結構可能發揮同樣的功能，同樣的結構也可能發揮不同的功能）的概念，來考察并解讀復雜的政治系統問題，以便更好地把握真實世界的多樣性。
在杜甘看來，對“功能等價物”的探索，彌補了角色和功能在分析上的“分裂”，同樣的工作在不同的國家可能是通過不同的組織來完成的，相似的或相當的機構在不同的國家也可能執行不同的任務。弄清任何一個社會或政治系統所應當發揮的一般性功能，就是為分析人員提供比較的重要“工具”。譬如，法國總統作為一國最高統治者，至少發揮國家代表的象征功能、最高元首的執行功能、占大多數席位的政黨聯盟領袖的黨派功能三個功能。要是在英國，實現這三項功能的，就有兩個人：發揮象征功能的國王以及發揮其他兩個功能的首相。在意大利，這三項功能則被分配到三個人身上：總統（象征功能）、內閣總理（執行功能）和第一大黨基督教民主黨的總書記（黨派功能）。一旦比較學家弄清了發揮這些功能的人，他就能抓住自己希望研究的領域，不管如何龐大。
“比較意味著超越異同”，比較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目標都是使自身變得更有解釋力，而不是更具描述性，從而將每一個研究——不管是局部的、區域的，還是部門的——嵌入更大的背景之中。通過定位政治決策發生之處，比較學家不僅能夠區分不同的政治系統，而且能夠了解某些問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以普遍性為例，杜甘發現有兩個功能尤其吸引對各種不同政治系統感興趣的比較學家的注意。它們是：利益的表達，包括將分散的利益轉化為明確的要求（聲明、請愿、提案、修正案，等等）；利益的集聚，包括將這些要求轉化為全球和統一的替代方案（政黨議程、國會舞臺、議會大多數，等等）。例如，法國南部的酒商或者金屬工人的利益，可以通過諸如工會這樣有組織的團體或者更加自發性的團體表達出來，他們的利益還可以通過大眾媒體這樣更分散的方式到達掌權者耳中，甚至直接的接觸，但是這些方式肯定不是簡單的“等價物”——熟知治理能力問題的人很清楚，更大的中介機構可能給政府施加更大壓力。
利益一旦表達出來，就需要被集聚，即整合或納入一個更廣泛的、能夠贏得大多數人的議程中，這些大多數人有著不同的、理想的、相互競爭的目標。實現這個集聚功能的機構或組織，可以是全國或地方層面的工會、政黨或政黨聯盟，或者是一些委員會。讓我們想像一下，在各個國家，利益已被性別主義者、生態學家和消費者運動表達出來。這些利益將不會以同樣的方式被整合進一個多黨系統、兩黨系統或者一個一黨的系統之中。在第一種情形下，可能同時存在幾個多數派，某一個政黨必須第一個站出來捍衛這一特殊的利益，但是其少數派的地位迫使它通過一系列的談判和妥協來尋找同盟。利益集聚的過程在議會中最終完成，或者是在代表大多數的各黨派領袖的談判中完成。反之，在一個兩黨制系統中，利益集聚則通常是經過各派系的辯論甚至是斗爭之后，由執政黨領袖來完成。在一黨的系統中，利益集聚也是由這個政黨自身來完成的，但是，有些時候，外部干預，例如更高層行政部門、教會和軍隊的干預也會強烈地發出他們的聲音。這就是說，根據具體情況，相同的功能可能被諸如政黨、工會、議會等等專門的結構來完成；在別的地方，它就可能根據種族、部落、委托關系或家族分支落入單個人或直接下屬的手中。
事實上，一個政治系統越發展，就必定越分化；結構專業化傾向在每個具體功能都有專門機構來執行之前不會停止。所以，“比較學家有責任揭示各種專門化的政治機構——執行機關、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法院——如何歷史地形成，且揭示不同的功能如何被相似的結構在不同的歷史、文化或系統背景下所執行”。而類似“功能等價物”這樣的概念，對于破解當今世界各地頻發的群體性事件、貧富兩極分化、種族中心主義行為、經濟紛爭、政治更迭等，帶來了毋庸置疑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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