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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認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規模、不同的地緣戰略重要性和不同的文化和歷史，因此亞洲自有亞洲的發展模式。指出歐洲在世界的相對影響力正在削弱，其不僅在經濟上，還在戰略上輸給了世界其他國家。同時，歐洲的態度、看待問題的方式和使目光不局限在歐美的能力正面臨考驗。此外，中國崛起無論對亞洲還是對世界都是一件好事。而美國重新發現自己、重新站起來的能力也不容低估。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日前刊登約亨·布赫施泰納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一篇專訪，題為《“歐洲錯過一些事情”》，副題為《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談亞洲的未來》，全文如下：
約亨·布赫施泰納問：總理先生，新加坡第一次經歷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您的政府也首次面臨動蕩的風險嗎？
李顯龍答：這取決于我們如何應對形勢。如果我們做得好，如果我們的民眾理解世界上發生了什么，以及風暴為什么會襲擊我們，那么我們就會團結一致，堅強地走出危機。如果我們做得不好，人們感到不安全，或者更糟糕的是，感到自己被遺忘，那么我們當然會遇到問題。但是我認為，新加坡人很理解這一切。
問：港口里停泊的船只超過200艘，今年的經濟將萎縮4%至6%，您的國民熟悉了失業———沒有跡象表明人們對政府不滿意嗎？
答：我們從工會那里得知，局勢在它們的控制之中。民眾看到政府為他們做了什么，也看到我們已經采取了哪些重大措施去保證就業。在過去幾個月里，我們的失業率由2.8%上升到3.3%。形勢是嚴峻的，但不是災難性的。
問：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這個地區的國家被開出了苦澀但有效的藥方：嚴格預算、私有化、透明度。現在的藥方則是甜的：通過借貸實施經濟刺激計劃、擔保、國有化。這會奏效嗎？
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7年至1998年間選擇了一種非常純粹主義的方案。此外，在美國人的鼓勵下，它不但想克服危機，而且還想讓印尼這樣的國家實現整個體制的轉變。實際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希望撤換蘇哈托政府。那不是明智之舉，而且我們也這么說過。
問：讓軍事統治者蘇哈托下臺是不明智的？
答：當然了！那是不明智的，因為您看后來發生了什么？印尼在達到今天這個樣子之前經歷了非常艱難的十年。而且更換其他國家的政府也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任務。
問：但是今天看來，為民主掃清道路不是壞事，不是嗎？
答：您認為：新游戲，新運氣？這種情況人們或許能在法蘭克福或紐約看到。
在這里，在我們的鄰國，我們會采取另外一種做法：如果有些東西不是完全破碎，我們就嘗試著去修補。
問：在新加坡也有些人希望獲得更多民主。在過去一段時間里，您的政府對集會權放松了規定，而且還允許更多反對派政治家進入議會。新加坡還會變得更民主嗎？
答：我們在發展，但是等到我們在政治上像德國人或法國人那樣工作，還需要很長時間。我們不認為，只要有框架條件一切就會自行進展下去。我們也不認為，誰當總理無所謂，因為如果他不合適的話可以被換掉。我們需要合適的體制和很好地服務于該體制并一直推動其發展的合適人選。我們的社會已經很西方化，但是它擁有亞洲的觀念和價值觀。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不是人類追求的最高目標，也不是可以解決全球問題的方案。
問：但是，您的政府是可以自由選舉的，這讓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感到高興。
答：新加坡有反對黨，選舉非常公平，但是民眾想要我們這個政府，因為我們管理得很好。與其他亞洲國家相比，人們不能說我們的政府對待民眾不好。問題是，如何能夠維持一種讓政府高效運轉的體制，同時又給民眾提供一種可能性，讓他們說：是的，我想要這個政府，但不是這種或那種政策。
問：許多人認為，中國會成為危機的贏家。如果是這樣，它能提高獨裁體制的吸引力嗎？
答：我認為，所有國家都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我們早就被灌輸了這樣的咒語：如果你們想發展，你們就需要民主———如果你們沒有民主，你們就會失去發展機會。我們已經不再相信這一簡單化的說法，因為許多國家缺乏讓民主正常運行的前提。這里的任何民主都不是歐洲式的，也不是美國式的，不論在印度還是在印尼和菲律賓。中國模式也是這樣。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規模，不同的地緣戰略重要性、不同的文化和歷史。
問：如果是這樣———中國的崛起因為危機而進一步加快了，這些小國慢慢地難道不會害怕嗎？
答：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假定中國的經濟將增長、國際影響力將增大。我們認為，這對亞洲是件好事，對世界也是件好事。一個成為全球化和國際秩序一部分的中國是個穩定力量，一個貧窮的中國卻不是這樣，那會給我們制造很多麻煩。危機原則上對中國的地位沒有任何改變，而是稍微加快了這一時間表。
問：危機會加快西方的倒退嗎？
答：我不會放棄西方，特別是美國。不管人們對于美國經濟說些什么，其重新發現自己、在危機后從廢墟中重新站起來、帶著新才能、新模式和新魅力重新出現在那里的能力不容低估。
問：在歐洲您看不到這些能力嗎？
答：歐洲的社會不同。對于經濟繁榮它們有完全不同的態度，這種態度使它們更為注重社會公正和對最弱勢社會成員的團結。如果在歐洲有人想到了什么新點子，那就會困難得多。而且歐洲的人口組成狀況也不同。一個更加老齡化的社會會傾向于保守。而這種情況在歐洲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問：近年來歐盟就試圖與東南亞締結一份自由貿易協議。但是談判停滯不前———這主要是因為緬甸。這件事有解決辦法嗎？
答：這取決于歐洲。歐洲必須自己決定是否愿意與我們合作。緬甸就是這個樣子，而且它必須找到自己的道路，這將需要一些時間。歐洲不再與東盟做生意不會令緬甸有任何的改變。
問：盡管存在緬甸的問題，為了克服與東盟的停滯狀態歐盟能做些什么呢？
答：如果歐洲愿意與我們合作，我們會重新開始談判。歐洲可以與東盟簽訂一份框架協議，屆時就可以在協議內與個別國家取得進展，譬如和新加坡。我還要告訴您歐洲為什么應當這么做：因為其他人———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印度已經走在了前面，而且我們生活在一個動態的、以競爭為導向的世界。
問：歐洲錯過了什么嗎？
答：不僅是在經濟上，還在戰略上！但問題是：歐洲看到自己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沒有？如果你們不僅僅想在這里追求經濟利益，如果你們希望在這里擁有真正的影響力，那么你們必須在這張大談判桌前坐下來。
問：您在大談判桌上沒有看到歐洲？
答：歐洲還沒有就此達成一致———那就是什么是具有凝聚力的外交政策。在這點上，英國在與其他所有人作對，但即便是德國和法國也沒有同心協力。這使歐洲的世界戰略變得棘手。
問：亞洲歡迎歐洲加大投入是嗎？
答：絕對是這樣！歐洲應當在這里扮演一個不僅限于純粹經濟意義的角色。歐洲的企業在這里，因此歐洲也應當在這里增加政治投入，以使亞洲的崛起也有利于歐洲。眼下歐洲看著亞洲，任何一個經濟發展的國家都令它擔心：天啊，我們的工作到哪里去了。這不是積極的看待問題的方法。與美國的交流更多一些。
問：您認為歐洲在亞洲的影響力正在消失是嗎？
答：歐洲在世界的相對影響力正在削弱。這不是指國民生產總值方面，歐洲的國民生產總值高于美國。我指的是，歐洲的態度、看待問題的方式和使目光不局限在歐洲和美國的能力面臨著考驗。歐洲的能量受到一體化和條約問題的束縛！亞洲在增長，而歐洲的投入并不像它能夠做到的那樣。赫爾穆特·科爾曾經致力于亞洲，對亞洲文化、藝術和景泰藍感興趣的希拉克也是如此。而我不能肯定薩科齊有同樣的興趣，也不能肯定默克爾投入了同樣多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