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新華社記者 陳曄華 攝 |
長期以來，日本對華投資、中日雙邊貿易、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并稱中日經濟關系的三大支柱。然而，自2006年以來，日本對華(制造業)直接投資一直處于下降和徘徊狀態。在11月24日舉辦的首屆“中日青年經濟領袖對話暨中日企業家高峰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經濟研究室主任張季風發表主題演講，對日本對華投資現狀、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評價、分析和展望，具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意義。——編者
長期以來，日本對華投資與中日雙邊貿易和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并稱為中日經濟關系的三大支柱。日本對華投資不僅在兩國經貿合作鏈條上作用舉足輕重，而且也成為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重要內涵。目前，在華的兩萬多家日資企業采取與中資企業進行技術合作、合作經營或設立獨資企業等各種形式在中國進行經營，已經完全融入中國經濟。隨著日本對華ODA的結束，日本民間企業對華投資所起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大。但是，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日本對華投資近年來出現低潮，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狀況愈加嚴峻，值得中日兩國政府和企業家特別是青年企業家高度關注。
三次投資高潮
1.日本對華投資的“三次高潮”
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始于1979年。1979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企業經營法》獲全國人大通過，中國的開放進程加快。1980年2月，第一家中日合資企業“福州外貿中心合資旅館”獲批準成立，標志著二戰結束35年后日本企業重返中國投資。
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經歷了三次高峰期，現處于回落期。截至2009年10月底，日本對華投資實際到位金額689.9億美元。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第一個高潮是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對經濟特區的投資；第二個高潮出現于1992年，投資波及整個沿海一帶；第三個高潮出現在2000年以后，其背景是中國加入WTO、申奧成功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
第一次高潮投資規模很小，第二次高潮投資規模增大，速度加快。前兩次投資高潮期間，在經營方式上基本處于以中日合資企業為主的“合資時代”。在投資類型上，日本企業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等資源，開始在中國各地建立以生產企業為主的出口加工型基地。
第三次高峰的投資規模進一步增大，2005年實際到位金額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的65.3億美元。這期間，不僅投資額劇增，而且經營方式和投資類型發生重大變化。經營方式上，從“合資時代”轉變為以設立日本獨資企業為主導并且開始建立投資公司的“企業集團經營時代”。投資類型，日本跨國公司開始向生產以外的研究開發、國內銷售、售后服務等全方位發展，即“市場獲得型投資”。
中日在生產領域分工合作進展也非常迅速，這種進展不僅體現在數量上的變化，也體現在質量上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以加工貿易為主，90年代開始向電器、電子和機械行業發展，進入新世紀以來又擴展到信息通信產業和汽車產業。統計顯示，在華日資企業大部分都獲得了豐厚的投資回報，有力地支持了日本經濟的復蘇和增長，也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2.日本對華投資的特點
(1)占中國外資中的比重比較穩定
從日本對華投資占全國吸引外資的比例看，90年代，投資項目數比例基本徘徊在6%到7%左右。合同外資金額在全國所占比重始終未超過10%，歷史最高的1995年，在全國所占比重也僅為8.32%。實際使用外資金額所占比重1990年一度達到15%左右，但1992年以后所占比重始終低于10%。2005年約占8.5%，但2008年降至4.8%。從累計金額所占的比例看，占中國引進外資的比例在國別當中居第一位，甚至高于整個歐盟。
(2)在日本海外投資中占有重要地位
1990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占日本海外直接投資的比重僅為0.6%，此后一路上升。1995年一度達到8.7%高峰后，開始下降，到1999年度跌至1.1%。2000年又恢復到2%，2003年上升到13.7%，2005年更上升為14.3%，2007年降至8.9%。而且，對華直接投資占日本海外直接投資的位次從1998年度的第八位，上升到2000年度的第六位，2001年度升至第五位，2003-2005年蟬聯第二位，2007年居第三位。
(3)以制造業投資為主
1990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有46%投向制造業，1991年度以后對制造業的投資高速增長，到1993年猛增到81%。此后直到2008年，制造業投資均在70%以上，表明制造業是日本對華投資的主要領域，中國仍是日本企業海外加工制造的主要基地。
從制造業內部結構變化看，主要集中在服裝、機電、汽車零部件、鋼鐵、化工及食品加工等行業。
(4)投資領域拓寬，投資結構升級
近年來，日本開始擴大對華商業、金融、保險、證券以及流通領域的投資，進入制造業與非制造業并進的時代。90年代，日本企業對華非制造業投資主要集中在服務業；中國加入WTO后，對外商投資領域限制逐步放寬，日本企業對華制造業投資的產業結構趨于高級化，對華投資在其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隨著日本對華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日本企業在中國的經營活動正在由加工制造環節向(微笑曲線)兩端的高附加值環節延伸。
(5)投資地區分布不平衡
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初期主要集中在毗鄰香港的深圳、珠海等華南地區的經濟特區。開放14個沿海城市以后，投資重點向北部地區的大連和天津轉移。90年代中后期起，日本企業對華投資逐漸出現從我國東北、華北和華南向華東經濟圈轉移的傾向，上海及周邊的蘇州、南通、南京等地區成為日本企業投資的主要對象。
(6)從分散投資向集群投資轉化
隨著日本在華投資規模的逐步擴大，日本企業開始重新考慮中國在其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加強對當地法人資源的整合，謀求集群化發展效應。日本企業在華經營戰略的調整目的在于在成本領先戰略的引導下，在強調規模效應的基礎上，實現集約化生產，不斷延長產業鏈，完善產業集群，增強競爭實力。例如，2004年松下公司投資19億元興建了杭州工業園，從資源整合的角度對在杭州的九個白色家電生產基地進行重新規劃管理，力爭通過整合在杭州建立松下全球最大的白色家電生產基地。
低潮與徘徊
改革開放以來，日本一直是中國重要的外資來源地，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中日經濟關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在2006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卻出現了明顯下降，項目數為2590項，同比減少20.8%，金額為45.98億美元，與上年同比下降29.6%。一般來說，上一年出現大的下降之后，第二年應當出現反彈，但這種結果并未出現。2007年日本對華投資項目數為1974個，同比下降23.8%；實際到位金額35.9億美元，同比下降22.0%。2008年為1.7%的微弱正增長，2009年1-10月日本對華投資總額到36.1億美元，同比增長15%，出現了恢復的好勢頭。
但日方統計，并沒有出現太大波動，基本處于徘徊狀態，金額還維持在7000億日元左右的高位。中日數據出現很大差距，主要因為雙方的統計口徑不同。中方的統計只包括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制造業)的新增投資項目，而日方的統計則按國際收支基準，不僅包括非制造業在內的全行業，而且還包括在華日資企業的內部再投資。不過，雙方數據都能證明，日本對華投資近年來處于低潮時期。
需要注意的是，2006年到2007年日本對華投資的銳減是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分別增長15.9%和27.1%、我國引進外資增長率分別增長4.5%和13.6%的情況下出現的。也就是說，日本向其他國家和地區直接投資在大幅度增加；中國從國外引資在增加，而從日本引資大幅度減少。由于中日貿易中產業內貿易，特別中間產品占很大比重，如果制造業投資持續下降，很有可能會引起雙方貿易額的下降。
近幾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低迷的主要原因：
1.連續三年高增長后的調整與周期性低潮
2001年以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一直呈高速增長趨勢，長期的高速增長后必然要出現一定的調整。另外，這次日本對華投資銳減也可能與投資周期影響有關。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形成過三個高潮，第一個高潮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第二個高潮出現于90年代中期；第三個高潮出現在2005年。從峰值來看，基本是時隔10年出現一次，現已出現四年的低潮期，來年開始回升的可能性很大。
2.投資結構不平衡
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行業主要集中在電器設備和運輸機械領域，這兩個行業占50%以上。近年來，日本對我國運輸機械行業投資的增長更快，從2002年的200多億日元激增到2004年的1800多億日元。2005年，日本在運輸機械及相關產業的對華投資占整個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30%以上，而2006年該行業新項目投資明顯減少，直接導致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大幅度下降。另外，商業企業也出現集中投資。2004年12月以后，中國開始允許外資設立獨資的批發、零售業企業。以此為契機，2005年日本許多綜合商社在華集中設立多家獨資的商業企業，這也是導致2006-2007年投資銳減的原因之一。
3.中國國內投資環境發生重大變化
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經濟實力的增強，現在我國外匯短缺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在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大格局下，外資的利用也從“增加數量”向“提高質量”方向轉換。國務院于2005年12月公布實施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把行業的項目分為獎勵類、限制類和淘汰類，其中規定：對獎勵類采取優惠政策；對淘汰類(包括外資在內)則堅決禁止投資，并限期淘汰。也就是說，中國對外資的引進開始挑選。
此外，中國投資環境也出現一些影響引資擴大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沿海地區電力和用水短缺，外資集中地區地價上漲；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實施新的《勞動合同法》；實行“兩稅合一”政策；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等等。
上述情況的變化導致外資企業的成本上升，投資預期減弱。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吸收外資總體出現一個暫緩階段，處于高位徘徊狀態。2005年為0.5%的負增長，2006年也僅為4.5%的正增長。因此，不僅日本投資下降，而且美國和中國臺灣連續五年、韓國連續三年對華投資減少。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銳減與這種大環境變化不無關系。
4.分散風險
日本企業出于分散投資風險的考慮，相對擴大對印度、ASEAN地區的投資。2003年春季中國出現“非典”情況等等，也自然對日本對華投資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前幾年，日本政府以分散投資風險為由，有意識誘導民間企業減少和慎重向中國投資。在所謂“構建自由繁榮之弧”、價值觀外交政策的導向下，日本企業加快了向印度、ASEAN等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步伐。特別是對印度的投資成倍增長，從2002年的636億日元上升到2007年的1890多億日元，2008年達到8090億日元，劇增4.3倍，超過對華投資。
當然，2006年到2007年日本對華投資在總體下降的情況下也出現了一些亮點，盡管制造業的投資大幅度減少，但金融、證券和保險業的投資大幅度增加，其他商業及服務業的投資也明顯上升。非制造業投資的增加標志著日本對華投資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今后的投資方向將從現在的制造業為主轉向第三產業。不過，2008年以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金融業投資又大幅度下降。
刺激投資因素增強
當前，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的特征表現為，在以往制造業為主的投資基礎上，對非制造業領域的投資份額增大。可以說，這種動向反映了中國在發揮“世界工廠”的作用之外，還具有巨大的“世界市場”潛力。伴隨著中國的市場開放，日本企業開始相繼進入零售批發業、金融領域以及其他服務領域，對華投資正在從以往的“以制造業為主的投資”轉向“制造業及非制造業并存的投資”。后危機時代，制約日本對華投資的因素有些在消失、有些在減弱，而刺激日本對華投資的因素在增強，機遇大于挑戰，處于低潮的日本對華投資可望走向新的起點。
1.日本對華投資的新機遇
第一，
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目前，中國國內正在積極落實和實踐科學發展觀，為構建和諧社會而努力。所謂和諧社會就是要以人為本，包括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經濟發展與自然的和諧；中國經濟模式正在發生轉變，從粗放型增長轉向集約型增長，向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轉型。在這種大方針的下，中國將會有選擇地引進外資，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對引資更加慎重，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資，很難進入沿海地區，這對外商投資無疑是一種挑戰。另一方面，在這種背景下，外商投資質量會越來越高，風險越來越小，隨著新投資領域的出現，投資空間越來越大、機會越來越多，這又為日本對華投資提供了機遇；
第二，
世界經濟逐漸走向復蘇。目前，金融危機的殺傷力在減弱，在各國政府實施的積極的金融財政策刺激下，世界經濟終于出現了轉機。例如，日本國內經濟恢復勢頭平穩，但仍有變數；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市場也出現復蘇苗頭，但市場仍然疲軟；中國實現“保8”目標已無懸念，但完全復蘇還需要一段時間。源自美國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可能會影響世界貿易的恢復。而且中國企業還面臨東南亞、印度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企業的激烈競爭，后危機時代，中日雙邊經貿合作還面臨許多挑戰。
但是，世界經濟復蘇的大趨勢不會發生逆轉。眾所周知，中日經濟合作已經遠遠超出了中日兩國的范圍。中國從日本進口技術含量高的零部件在國內進行組裝，然后銷往美國、歐洲等最終消費地區，形成了“日本-中國(東南亞等新興市場經濟體)-歐美”三角形貿易結構。盡管這種結構很不合理，加重了日本、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外需依賴度，但這種結構短期內很難改變。也就是說，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中日經貿合作已經和世界經濟緊緊地融為一體。世界經濟的復蘇自然會給中日合作帶來新的機遇，自然也會給日本對華投資帶來新的機遇。
第三，
東亞共同體構想給后危機時代的中日經濟合作帶來了又一個機遇。構筑東亞共同體的構想，具有劃時代的戰略意義。在這種大理念的沖擊下，過去的所謂“價值觀外交”、“自由繁榮之弧”外交政策的影響力將會大大削弱，也就是說，制約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的不利政治因素降低。東亞共同體構想的提出，意味著日本將更加重視亞洲，更加重視中國。
第四，
未來日本對華投資的領域與區域極其寬廣。在機電、化工、家電、服裝、金融、保險等目前已經進行投資的各種領域，仍有巨大投資潛力，此外，汽車，特別是節能汽車及其相關產業、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開發與利用、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核電站等領域將成為未來中長期日本對華投資的重點領域。上述領域實際上都與能源環境相關，在氣候變化問題引起全球關注、減排成為重大歷史課題的今天，中日兩國在綠色經濟、節能環保領域加強合作也是歷史的必然。中日兩國作為亞洲最重要的國家，同為世界能源消費大國，在能源環境領域擁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和合作潛力。日本在節能環境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擁有明顯技術優勢，對中國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目前，日本對華投資區域來分布很不平衡，在東部地區集中扎堆，這必然會引起一系列問題。沿海以外的內陸地地區地域遼闊，資源豐富，經濟成長蓄勢待發，有廣闊的投資空間。倘若以沿海日資企業為依托，逐步向東部地區的縱深以及內陸地區擴展，則大有可為。
2.幾點建議
A政府層面
經過長期的合作與磨合，中日雙邊經貿合作已經進入市場軌道，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發揮重要作用，但市場總有失靈的時候，目前出現的日本對華投資的低潮以及金融危機中出現的新困難就足以證明了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政策這只手”進行調節。中日兩國政府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應利用各種手段支撐雙邊經貿合作的穩定發展。以官促民，官民互動，才能使日本對華投資從新的起點走得更好。
從政府層面看，應做好以下工作：推動“中日韓投資協定”的簽署；設立中日政府共同出資的“中日節能環保基金”；推動構筑“東亞共同體”的進程，首先建立中日能源環境共同體。
“中日韓投資協定”的簽訂將會使中日韓三國企業的相互投資更加順暢，自然會促進日本對華投資的順利發展。中日雙邊要在節能、環保領域進行深入合作，必然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節能環保領域公益性較強，而且投資回報周期較長，政府進行前期投入十分必要。為此，應積極推動由中日政府共同出資的“中日節能環保基金”的設立，在資金方面支撐中日節能環保領域的合作。日前，在“第四次中日能源環境綜合論壇”期間，這一議題又被提起。希望中日有識之士共同來推動這個基金的設立，共同推動中日能源環境共同體的設立。條件成熟后，再擴大到中日韓或者東亞區域能源環境共同體。建立能源環境共同體是最容易實現，也是最迫切的，也最能體現中日之間、東亞各國各自的共同利益。東亞能源環境共同體類似歐洲最初的“煤鋼共同體”，她將成為東亞共同體的雛形。雛形建好了，再循序漸進地向FTA/EPA、共同貨幣單位、共同貨幣的經濟共同體方向擴展。
B企業層面
從企業層面來看，最關鍵是要對中國和中國經濟有一個客觀和正確的認識。對中國的經濟模式轉型，應有正確理解。構筑和諧社會、實踐科學發展觀、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這是世界潮流。中國如果能完成這次轉型任務，國民經濟會在更高層次上發展，會迸發出更大的力量。外國投資者也會相應得到更大的回報。
盡管中國的投資環境發生了若干變化，但中國的投資魅力沒有變，而且潛在的回報率會更高。中國的社會基礎設施比較完善，遠比印度、越南要好。中日經貿關系已經歷了長期的歷史考驗，已經市場化，基礎很好，日本企業在華投資經驗也比較多。曾經，日元貸款、能源低息貸款對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做出了貢獻，為日本企業進入中國市場開辟了道路，打下了雄厚的基礎；此前，日本企業已經向中國投資高達650多億美元，在生產、流通等方面建立起了緊密的配套關系。
目前，中國市場正從潛在市場走向現實市場，是最容易獲利的時期。恰在這時，日本卻減少對華投資，轉而向印度等國得不償失。舉一個不知道算不算恰當的例子，好比日本企業幫中國栽了一棵樹，前期的澆水、培育、管理工作已經做完，現在開始結果了，如果再澆點水、再施些肥，就會結出更豐碩的和更多的果實，但在這種時候，日本企業卻因為刮了點風、降了點溫就驚慌失措，減少投資、甚至撤資，轉而到更遠的荒山去拓荒栽樹……這種做法充滿著風險，也未必能獲利，說不定樹栽完了，別人卻去摘了果實。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市場再加上中華經濟圈市場要遠比印度、越南等國成熟得多，厚重得多。建設北京至哈爾濱的工業走廊要比建設新德里-孟買工業走廊更現實。日本企業積極參與環渤海經濟圈的開發，風險更小，獲利會更直接、更容易、更大。
期待中日兩國政府在構筑東亞共同體的大目標下，盡快設立兩國政府共同出資的“中日節能環保基金”，構筑中日能源環境共同體，為中日經濟合作培育新的增長點，為企業投資創造良好環境；同時也希望日本企業，充分利用世界經濟復蘇和構筑東亞共同體的新機遇，審時度勢，在新的起點上擴大對華投資，為互利雙贏的中日經濟合作做出貢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教授) |